中西兼善,自出机杼——评香港黄国彬的诗论

在我的案头摆着黄国彬的两类著述:一是新诗、散文创作,二是诗歌评论著作。前者使他成为香港当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后者是他作为一位出色学者的见证和标志。为了撰写《香港当代文学评论史》,我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他的几本诗论著作:《从蓍草到贝叶》(香港,诗风社1976年9月版)、《中国三大诗人新论》(香港,学津书店1981年版)。

颇具魅力的“艺术报告书”——评香港东瑞的极短篇

东瑞是香港鲜见的多产作家。他的创作,以中长篇和短篇小说为主。此外,他还写过上百个极短篇,分为《尘缘》、《都市神话》、《逃出地狱门》、《还是觉得你最好》、《让我们再对坐一次》结集出版。最近,他又新出了《留在记忆里》。该书大都是新作品。

刻意求新之作——评泰国司马攻的小小说集《独醒》

1991年,司马攻的小说《演员》由泰国八音出版社出版,使世界华文文坛得到一个信息:泰华文学有相当的水准,尤其是小小说创作方面潜力颇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到了1995年6月,八音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司马攻的微型小说集《独醒》,其中《水灯变奏曲》、《花葬吟》等发表时就饮誉泰国文学界。在小小说方面,司马攻并不算高产作家,但他出手不凡,每拿出一部作品都有相当的分量,都达到较高的水准。曾有人在海外著文,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排座次,认为泰华文学属倒数第二,有的人甚至认为“

新格律诗的特征及其写作

新格律诗不同于旧诗,它是用现代汉语写成,其格式章法均有章可循。在行数、字数、顿数、句式上均有一定的规定,押韵也有规律。为了不致于无限制扩大新格律诗的界限,应将新格律诗与自由诗严格区别开来。从形式上来说,凡是诗体整齐者就是新格律诗,反之就是自由诗。

“共谱海上的乐章”——评蓝海萍的海洋诗

出生在台湾高雄的蓝海萍,长期眷恋着海洋。是海,承载了她的忧伤与快乐;是海,陪她走过失意与颓丧。和“大海洋”诗社的同仁一样,她所走的也是一条海洋文学的道路。蓝海萍的作品发自肺腑,真诚自然,是诗人生命历程的艺术折射,常带有澎湃的涛声,其心境像浪花般晶莹剔透。

“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读张厚明《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歌鉴赏》

读了张厚明先生这部书稿,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教授说的一段话:“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厚明撰写的这本《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歌鉴赏》,即站在学者的角度,精心挑选蓝海文先生富有代表性的部分诗作一一加以评析,其中不仅有理性的闪光,也有情感的奔泻。著者枧野开阔,文字深入浅出。

充满知识与智慧之书——读黄维樑散文集《至爱》

王蒙曾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其实,学者也不妨作家化。在这方面台港地区的学者大都不像内地学者那样单打一。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常常从事创作。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博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研究中国的诗学、新诗理论、语法修辞、港台文学,论著一本接一本出。同样他的散文创作也像一朵朵莲花在当代文坛上飘来阵阵清香。继《突然,一朵莲花》、《大学小品》、《我的副产品》后。

评王一桃的马来西亚诗抄与新加坡组诗

目前在香港十分活跃的诗人王一桃,1934年生于马来西亚。少年时代即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向报刊投稿并开办书店。1952年,他被马来西亚当局视为“危险分子”,被遣返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似出土文物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马来西亚诗抄》,正是他不久前赴马探亲后百感交集的产物。《出土文物》一诗最能说明他近五十年后重返故园时的心情:

长歌贯日 慷慨淋漓——评澳州黄雍廉的长诗《飘着龙旗楼船上的英雄们》

《飘着龙旗楼船上的英雄们》,一个多么响亮,多么震撼人心和具有号召力的题目!多少年来,海峡两岸乃至世界上一切华人,均盼望着祖国不分裂,不打内战,尽快实现统一,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对这个从战乱中得出的时代悲怆体验,并将这种体验凝结为诗,尤其是1200余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可澳洲华文作家协会主席黄雍廉先生做到了:他将人们议论过多次的题材渗入自己真挚而独特的感受,提炼为诗。

为情造文 幽默风趣——评杨光治的杂文集《不吐不快》

作为诗评家的杨光治,文学圈内的作家均知道;而作为杂文家的杨光治,则知道者就有限了。直到他最近出版了《不吐不快》(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且一版再版,才使人对杨光治刮目相看:原来他还是位杂文“新秀”。年届花甲才得到这顶桂冠,未免有点姗姗来迟。但“姜还是老的辣”,年事高写杂文,世事洞明,显得更成熟,至少可以更多地避免片面性。《论语》有云:“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