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先行者——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

吴汉东先生1993年起任中南政法学院副院长、院长，2000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十余年来，虽然一直行政、管理事务十分繁忙，但先生始终不忘自己学者的身份，不忘学者本色。他说，做校长是暂时的，而做学问是永恒的，若干年以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我的学术成果而不是校长头衔。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以纠纷类型化为中心

缘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知识产权诉讼程序拖延、效率低下,调解被"异化",行政救济"病入沉疴",无法高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的预期目标具有多元性,有的追求基本利益,有的追求对抗利益,有的追求双重利益,侵权人同样如此。以此为依据,可将知识产权纠纷类型化,配置相应解决方式,通过两次分流,将调解从诉讼中剥离,构建高效、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与制度创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复合产品结构与自主运转功能造成了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难题与挑战。在复合产品结构下,知识产权法律难题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要素之算法与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自主运转功能下,知识产权法律挑战则呈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衍生内容的知识产权授权与确权问题。对此,应积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变革,立足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要素与衍生内容,有针对性地展开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从而实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合理回应。

知识产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天然契合、紧密关联。知识产权以激励科技自主创新和经济繁荣为目标动力,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无可替代的保障机制。为有效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护航现代化经济体系行稳致远,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应秉持“保护创新”的轴心观,与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合,进一步健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的产权制度、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及运用机制,聚力培养“融合跨界”的知识产权高端创新型人才队伍。

新质生产力的知识产权驱动路径与制度协同

新质生产力发展依靠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知识产权是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的制度载体。现有理论对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内涵尚未达成充分共识,导致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缺乏针对性。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从产业结构转型需求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不限于追求未来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根本上是对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需求强化,既包括通过创新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也包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制度载体,知识产权通过双重路径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支撑建设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二是衔接市场力量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保障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顺畅运行。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知识产权需从供给、需求、环境三个维度作出制度协同,从而优化知识产权创造供给,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建设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内外制度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律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点和核心要素是创新,其主要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律保障:有助于推动高科技创新,催生技术革命性突破;有助于推动高效能绿色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将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论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以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构陷微信为切入点

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报告以微信被用于售假链条的环节中为由,无端构陷其整体属于电商生态系统并苛责其承担过重的知识产权注意义务,这既给我国相关企业招致过度关注和不当监管,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声誉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与传统的单一型平台不同,以微信为代表的混合型平台创造性地将多种类型的功能和服务聚合为一体,在本质上属于混合型平台,其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功能模块的性质和特征予以类型化分析。在框定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时,必须冲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碎片化以及知识产权注意义务模糊性的困境。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判定的应然逻辑,重点考察混合型平台内各功能服务模块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要坚持秉承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认定的理念思路,以分级分类理念、包容审慎理念和利益平衡理念为视角认真审视侵权责任边界之划定是否科学合理。

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之间存有共性。二者的保护基础理论相互融通,并且企业数据权利与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相近似,这为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检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保护模式的有限性以识别现有制度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之间真正无法重合的地带。构建和完善企业数据保护规则须对企业数据进行类型化结构,基于类型化区分和场景化差异探寻不同保护路径。从解释论角度而言,对于无法纳入既有法定权利范畴的企业数据权益,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未被类型化权益,关键在于客观审查数据使用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从立法论角度而言,可参照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制赋权化路径,将规制焦点建立在对企业数据的利用行为上,对利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提炼,建构一种以禁止权和报酬权为核心的不完满的控制权和有限度的排他权。

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为视角的学理阐释与规则形塑

作为新兴的民事权利客体类型,商业数据产权保护的正当性,以及产权保护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造是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键问题。对此,首先应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共有”“劳动”“需求”三个要素为基础,结合商业数据的来源、产生和使用的具体形态,实现商业数据财产权的正当性证成。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从“财产权劳动学说”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所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共有”、非机械性“劳动”、非强制性“需求”的理论新解出发,立足商业数据无形性、功能性、社会性的特性,理顺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并以具象化的“知识产权劳动学说”三要素为理论起点,借助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体系,从权利取得、权利归属和权利限制三个维度着手,展开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制度设计。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思想形成、理论构成与实践证成研究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思想源起于科教兴国战略,发展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成型于收获知识产权大国地位、“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目标基本实现之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理论构成包括,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一个总体目标”,知识产权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两大战略内容”,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运行和保障“三大主体系统”,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四大落实机制”,一流专利商标审查机构建设工程等“五大建设工程”。围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实施框架体系建设”开展研究,深入分析两大实施方法,构建三大实施体系,协调好四大实施关系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实践证成的基本内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进入实施阶段,需要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基本道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基础理论与支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三位一体,辩证统一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实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不同于我国现有法定的四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属于"缺乏合法性之客观存在",其有别于"法定赔偿"的羁束属性,具有基于证据自由裁量之特点。德国和日本有关损害数额的认定制度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架构参照,通过对该种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找寻改革进路。

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在国际竞争从硬实力向软实力领域延伸的发展态势中,我国面临着外来的文化风险。软实力建设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文化风险则表现为知识产权与文化主权、文化权利的冲突,尤显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提升我国软实力需要充分实施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过渡和深入三个阶段。研究者们虽然就知识产权的理论假设基本达成统一,政府层面也初步形成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基本政策纲领,但仍然存在着对知识产权的哲学认识尚未成熟、缺乏主动的兴趣主题以及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等缺点。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应当注重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具体实施、完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增强知识产权文化意识和防范知识产权滥用等几个方面的工作。

知识产权出资主体的适格性研究

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知识产权资本化将成为21世纪一种格外引人瞩目的法律和经济现象。为保证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安全,至少应当从知识产权出资主体的适格性考察和知识产权出资主体的法律承诺两个角度,来探索公司接受知识产权出资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策略研究：一种博弈论视角

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性、无形性与时间性,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纠纷交叉、当事人目标多元与结果难以预测等特性。纠纷解决是各方主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利益博弈。将博弈理论引入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在提供一套有力分析工具的同时,将更契合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过程,增强纠纷解决的可操作性。当事人力量对比、公众力量、认知障碍与保护方式等因素深刻影响当事人的策略选择。在纠纷解决中,应促成当事人信任与合作,以"非零和博弈"方法解决纠纷,实现双赢。

区块链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与战略布局研究

区块链是目前国际与国内发展火热的技术与产业之一,在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理应重视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战略布局。梳理区块链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可获得的保护方式,建议其采取“1+1+1”的保护模式,即“专利权/商业秘密+版权+商标权”的模式。通过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区块链之必要性,提出七大战略布局策略:促进知识产权权利效力国际化、培养产业人才、培养区块链知识产权专门人才、配套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给与政策支持与优惠、树立品牌与商标意识以及建立海外风险预警与侵权制度。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哲学考察——以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为研究范式

《乌苏里船歌》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就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诉讼进行审理的代表性案件。该案虽然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但它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取向、研究进路、模式选择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引起了知识产权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既有的知识产权基本理论范式能够对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明，但运用各种传统理论来论证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权利弱化与分享理论”则为建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企业知识产权出资问题研究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出资已经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公司法对这种出资方式进行了确认,但未构建出具体完整的知识产权出资制度。以知识产权出资的动力和转化机制为理论基础,从企业知识产权出资的各个环节对该制度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不同于我国现有法定的四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属于"缺乏合法性之客观存在",它有别于"法定赔偿"的羁束属性,具有基于证据自由裁量之特点。德国和日本有关"损害数额的认定制度"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源泉和架构参照,通过对该种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找寻改革进路。

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之关系研究

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是针对人类的智慧创作物而言的两个方面。知识产权就是由智力劳动者在公有领域的元素上施加智力劳动后产生的具有新价值的成果,而依法获得的专有权利;公有领域则是公众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自由使用的智慧创作物所组成的集合。形式上看,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但实质上两者却是相互依赖的。在满足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以公有领域元素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智力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成为私人财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公有领域的元素,成为人类的共有财富。本文围绕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厘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