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念引导学科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是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重镇之一。在该学科建设过程中,赵德馨提出的“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对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赵德馨基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的理念,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付诸实践,提升了经济史学科的定位。回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学科建设经验:一是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为指导;二是形成和贯彻与学科特点相契合的学科建设理念;三是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又能较好实现新老交替的学术研究团队;四是注重学科成果体系的构建;五是重视学科自觉意识的养成。

武汉市高校社科类专业双学位教育现状分析——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调查研究

基于对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科类专业双学位教育的实证调查,对武汉市高校双学位教育现状、社会意义和存在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建议,以引导双学位教育的发展。

构筑院(系)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631工程”的建构与运作

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实质是对人才培养质量、对大学生就业的关注。院系是大学中直接面对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单位,具有人才培养的独特优势。实施院系“631工程”是贯彻教育教学因材施教原则、建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和顺应当今社会多种需求的新的尝试。

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基于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经济思想的考察

中南地区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院系调整,包括一批民国时期经济学教授在内的中南地区六省六校经济学资源并入中南财经学院,学校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本文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经济史学三个方面,对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梳理。研究发现,这些教授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鲜明的应用型特色。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要素价格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1994年中国正式启动分税制改革,明确了央地财政收支关系,充分调动各地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积极性,成为支撑改革开放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但是,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晋升激励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区际行政壁垒林立,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问题长期存在,同时生态环境隐患悄然累积,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约了中国经济绿色转型。文章基于1994-2021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动态GM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抑制绿色进步层面;影响机制方面,要素价格扭曲通过阻碍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抑制绿色经济效率;消除扭曲后绿色经济效率将提升7.72%。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吸引FDI的“逐底”竞争会加剧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升级则会抵消要素价格扭曲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发现,文章提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合理引导资本要素流向,推进劳动力要素升级,规范FDI引进等政策建议,为推进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案与方向。

城市生产率、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以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样本,从空间一般均衡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分析城市生产率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城市单位劳动力产出以年均9.05%的速度增长,人均福利以年均6.17%的速度增长。其中,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各城市加总TFP的增长和城市间劳动力配置的改善。(2)城市生产率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总产出增长和总福利增长,其中直接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在产出增长和福利增长中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67%和77%。(3)超大城市与城市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较为突出。因此,提高城市生产率水平、改善城市间的流通障碍、发挥大型城市与城市群的辐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吗

基于2008-2019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韧性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抵御期和恢复期的城市经济韧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创业和匹配效应两方面机制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产业多样化表现出对数字经济的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主要来源于产业相关多样化;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韧性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城市经济韧性形成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及是否为中心城市的区域特质会影响数字经济的作用发挥,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力更大,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也会对城市经济韧性形成差异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经济韧性提升作用越强。

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基于外文文献的考察

中国社会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舶入,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较多关注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发表的外文论著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工问题、都市生计问题及人口和移民问题等做了深入、系统研究。相比经济学家侧重于讨论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视野则更为开阔,为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财经类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当前我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作为我国经济学教学重要阵地的财经类大学,在经济学教学中无疑承担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但在我国当前财经类大学本科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由于课堂学生规模较大、来源和专业背景不一、开课很早等原因,带来了学生畏难情绪较强、学习兴趣不高、理解模糊不深、教法单一互动不力等多重问题。要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需让学生认清西方经济学课程特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透彻式解析,多种举措并用。

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生育:一个生育不平等分析框架

三孩政策在扩大生育选择空间的同时衍生出一种新的生育不平等。本文基于2021年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三孩政策下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理论层面,文章提出三孩政策下的生育不平等分析框架。该框架立足于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目前处于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第二,人们是理性的,会权衡经济条件、生育偏好等各个层面的因素进行生育决策。在此基础上,生育不平等是指由于所处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的限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实现自身生育需求的结果出现明显分化。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人群能够更好地实现生育愿望,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受限于财富、权利或社会资源等因素,无法满足自身对孩子数量的期望。在实证层面,文章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计量模型的内生性与选择性问题,检验我国当前的生育不平等及其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在实际生育水平远低于政策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生育意愿越强,越可能生育更多的孩子。在一系列考虑地区经济水平、生育文化等因素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生育不平等是在生育成本约束下,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均等占有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抗生育风险能力差异引致的。同时,区域内社会分化的扩大对生育不平等存在一种强化效应,区域内不同家庭的社会分化程度越高,生育不平等程度也越高。生育不平等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新显现出的社会现象,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生育平等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生育数量,而应当是基于每个人的不同需求,制定政策使这个具有人际相异性的社会上具体的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实现生育需求。随着生育政策的渐进式放开,我们应该更加警惕和关注生育不平等及其社会风险。如果生育不平等持续存在甚至扩大,很可能会强化当前的极低生育现状,阻碍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激发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

商业银行是经济活动的金融中介,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模型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税负显著降低了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冲击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信贷渠道会放大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该冲击效应要远大于银行税负的直接冲击效应。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释放税收“红利”,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数字经济融合农业的发展与未来:基于技术、数据与制度的分析

数字经济融合农业发展可归纳为5种数字农业形式,分别为专家农业、精准农业、电子商务农业、智能农业和服务农业。专家农业中,农业专家系统的应用将农业知识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精准农业中,3S技术应用将农业地理信息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电子商务农业中,互联网普及将交易信息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体现了农业经营组织变革;智能农业中,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应用将农业生产各要素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体现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服务农业中,数字技术应用将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消费过程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体现了农业商业模式的变革。由于智能化前沿技术相对落后,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不够完善,因此智能农业和服务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创新驱动政策如何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机制分析

以2005—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创新驱动政策不仅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而且政策效应具有持续性增强趋势。机制分析表明,创新驱动政策能够通过人才供给、配置合理和环境优化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积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配置合理和环境优化作为政府有为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缓解技术供给层面的市场失灵现象,正向调节创新驱动政策通过增强技术供给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并且,市场有效性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有为政府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的经济效应,共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比较教育视野里的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思考

本文从学科设置、学生培养、师资建设三个方面全面比较了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体系与国外知名大学教学体系之间的差距,在总结国外知名高校经济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师资力量培养与维持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改革的宏观思路和微观措施。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焦点难点、战略设计及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构筑未来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支柱。文本在剖析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认为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应聚焦创新引领、质量变革、结构调整、数实融合、环境优化等领域。如何提升实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如何解决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如何缓解实体经济成本过高的困局、如何降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如何解决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障碍,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难点。在此基础上,文本提出坚持“一大引擎”、协调“两大关系”、推进“三大融合”、实施“四轮驱动”的战略设计以及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八大路径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增长这一路径发生阻滞导致。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在推动消费升级上还存在一些结构错配问题。进一步使用科技经费支出作为调节变量对东部地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经费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当科技经费支出越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会显著增强,即具有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这说明提升科技经费支出有助于矫正东部地区受阻的路径,使得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路径得以畅通。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文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对阻滞的路径进行合理的调节,这为政府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政策借鉴。

论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建设现代财政金融体系,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坚持以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导向,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坚持构建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治理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坚持构建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各方面目标优化、分工合理、紧密配合、高效协同的政策体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经济规律的新探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但却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

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

文章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将城市经济韧性的考察划分为抵御复原期与调整重组期,利用中国240个城市数据及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调整重组期,城市提升外来人口包容度能显著强化城市经济韧性,且该影响具有正向时变效果;而在抵御复原期,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地方保护主义加重的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无关。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及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差异,会改变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机制分析发现,在调整重组期城市能通过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激励城市创新,强化城市经济韧性。文章为研究中国经济韧性议题提供新的视角,并为推动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带来相关启示。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

全球史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研究,是全球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历史书写。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将拓展研究的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界有关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大体可以分为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经济学的西学东渐、中西经济思想比较和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四个方面。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存在研究领域不平衡和研究不够深入两个方面的不足。未来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从加强中国近代在西方出版和发表的经济思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五个方面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