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以《公共管理学》为例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对每一位高校教师而言,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不仅是教室的“低头族”,而且包括网络上五花八门的吐槽、跟帖,真伪莫辨的专业信息等。与时俱进,应对挑战最好的选择是改革。课堂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授人以渔”、建构主义、因势利导、教学相长的理念。在《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的做法是,明确掌握专业知识和学会学习两个教学目的;运用课内、课外两个网络资源;调动学生和教师两个学习热情;考核课程内容和分析问题这两类学习能力。《公共管理学》的课堂教学改革整体上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具有推广普及的意义。

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效性机理研究

我国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实践证明,实行政府绩效管理是提升政府管理质量的有效路径。但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机理是过程管理,而绩效管理的实质是成果管理,一些地方以过程管理的思维模式推行政府绩效管理,致使政府绩效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十四五"时期,需要在牢固成果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完善绩效管理制度;需要建立健全对重大决策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需要以增强专业性和公开性为重点,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需要以完善评估指标体系为重点,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

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根源在于分配规则模糊性。界定新增利益的明晰规则缺乏,为强势群体策略性分配利益提供了行为空间;基层政府和下乡资本更易结盟以合谋利益,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抗争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有赖于促进规则系统与资本下乡的有效调适,明晰规则以压缩策略性分配的行为空间,减少基层政府对资本下乡的过度干预,重构激励体系以瓦解谋利联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改变博弈势力结构,构建制度化维权机制以实现动态治理等。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县域社会治理创新路径研究

县域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短板"。与传统的"社会管理"的主体仅仅是政府部门不同,"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包括政府、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县域社会治理具有权能受限、工作内容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协同治理理论可以运用于县域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协同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且协同;自组织组织是治理的重要主体;协同治理系统是多元开放的系统。协同治理可以创新县域治理的路径,以确立治理理念为协同创新的前提;以提升多元主体能力为协同创新的基础;以理顺政府内外关系为协同创新的关键;以完善治理机制为协同创新的保障。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构建研究

2009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使稳定农地承包关系,发展规模化经营,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从农地承包经营流转权的前提、主体、形式、融资和保障措施方面,提出进行农地的确权、尊重农户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创新农地流转形式、完善农村社保机制、盘活农地融资方式等措施,从而促进农地集约化发展,建立现代农业。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应用——以武汉城市管理执法局为例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选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一个视角对其加以分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普遍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机构膨胀、执法效率低下和执法扰民等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制度,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同样大有裨益。但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开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又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本文即以武汉城市管理执法局的设立为例对此加以分析,并提出了明确实施相对行政处罚权制度部门的法律地位、理顺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部门的运行体制、完善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部门的运行机制和完善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部门的监督方式等对策,以期更好的发挥相对集中行政权制度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圈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以纽约城市圈建设为例

城市圈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圈建设在促进地区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的城市圈建设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区域整合、资源供给、决策影响和监督控制的特殊作用。在纽约城市圈建设中,以纽约区域规划委员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就充分发挥了参与决策、鼓励动员、组织协调的作用,相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对转变政府职能、整合政府机构的几点思考——以深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建立为例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粤委[2004]6号),设置深圳市城市管理局(深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其合署办公。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研究

200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使稳定农地承包关系,发展规模化经营,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从农地承包经营流转权的前提、主体、形式、融资和保障措施方面,提出进行农地的确权、尊重农户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创新农地流转形式、完善农村社保机制、盘活农地融资方式等措施,从而促进农地集约化发展,建立现代农业。

缺失与斧正--从行政生态到生态行政

资源环境问题的恶化反映了行政生态理论的重大缺失,不能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应对资源环境危机。着眼于事物的根本,寻求破解资源环境问题的政府管理之道,就是要推行生态行政。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冲突与邻避设施供给要件探析——以武汉某临终关怀医院抗争事件为例

文章通过空间正义理论对邻避冲突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邻避设施供给必须实现公共价值追求的目标正义、负外部效应均衡分担的工具正义以及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的过程正义等三大要件的有机统一。对武汉市某临终关怀医院项目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存在着过度追求经济效应、负外部性非均衡转嫁、公众低度参与以及风险沟通不足等空间生产非正义情形时,邻避设施供给就会引发邻避冲突,甚至演变为以"封路维权""街头散步"等为标志的空间抗争事件。案例研究还发现,实现邻避设施供给的正义性要件,应当由政府和公众共同讨论来决定公共价值的边界范围,构建起公民全参与和风险持续沟通的决策机制,以"空间正义"为议题搭建起协商式补偿机制,消除不同主体对空间生产价值追求不一致造成的冲突。

农村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一、农村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 自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逐步繁荣,小城镇建设也开始复苏.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科技的推广应用,发挥了农业生产长期积累的潜能,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民参与困境与化解策略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的内在意蕴。然而,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在公民主观上的政治冷漠与"理性的无知",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悖论、效率悖论、质量悖论、参与悖论。诸多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健全公民参与动力激励机制,借助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探析网络舆论监督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以“山西疫苗事件”为例

在2009年"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石首事件"等一系列网络事件的频发中,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3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以网络为手段,披露了"山西疫苗事件",由此引发了全国"疫苗事件"的曝光。这一"疫苗事件",把网络舆论监督作用推到了更高一层。广大网民和各大网络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但是网络在发挥舆论监督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不足。如何完善网络舆论监督,让网络发挥最大作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完善干部绩效考核 整治“为官不为”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这是国务院明确开出的整治＂为官不为＂的＂药方＂之一。＂为官不为＂者可以谓之＂庸官＂＂懒政＂。

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与构建方略——基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视角

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促成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深刻变迁。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政府向管制型政府的嬗变,并将向善治型政府模式迈进。善治型政府模式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积极公民"与"积极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

人力资本产权视野下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分析

人力资本产权理论运用于分配企业剩余索取权，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形成对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以剩余索取权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旨在从理论上探寻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必要性和可能途径，以及由此给企业带来的相关效应。

跨行政区划司法改革中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

跨行政区划司法改革必然涉及到司法经费保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变革。世界各国因政体和国情不同,其司法事权划分和经费保障方式也有很大差异。总的来看,单一制国家通常采用单轨制即中央集权模式,联邦制国家通常采用分级保障模式。其中,俄罗斯实行高度集中于联邦政府的司法事权划分体制,即所有法院经费都来自中央财政,联邦主体仅负责本地治安法院的支出责任;美国实行联邦法院经费由联邦财政统一保障,州法院经费主要由州财政统一保障的体制;荷兰司法经费保障采用的是成本收益测算模式。各国经验对中国司法经费保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提供了启示,我国改革应遵循应保尽保、共同上级保障、央地共同承担、提高专项经费使用效率以及注重案件成本测算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