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文学的特殊经验与问题

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地图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参与建构祖国文学中,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香港文学从1949年起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一个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过程,也是"南来"与"本土"从对峙逐步走向融洽的过程。但二者均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大陆同行借鉴和警惕。

新时期的台港文学研究

对台港文学的研究 ,开始有从政治出发的倾向 ,表现在台湾文学研究中是重乡土派文学轻现代派文学 ,重怀乡爱国主题的作品忽略其他题材作品 ;在香港文学研究中配合“九七”回归过于直接和简单化 ,对“南来作家”的作用强调过头。后来的研究跳出了为政治服务的框框 ,逐步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 ,使这些研究论著具有自己的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

八十年代香港新诗述评

作为华文诗歌一种的香港新诗从20世纪50年代“反共复国”的滥情、呐喊,到60年代迈向内心探索,70年代本土意识确立,再到80年代本土诗意识进一步深化和高扬,后现代主义诗作开始出现,香港成了两岸甚至中西诗脉贯通的桥梁,以及“九七诗”体现的彷徨怀疑情绪,有更多的作者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抒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大时代的变化作见证,说明香港新诗道路越走越宽广,香港诗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更为重大。

一道诡异的风景线——统独斗争影响下的新世纪台湾文学

台湾的政党轮替,使原来就充满统独斗争的台湾文学产生了一系列冲击波,形成了一道诡异的风景线:南北文学的分野,"台湾坐标"与"中国坐标"的对峙,以及乱象丛生的文学创作。

香港文学研究20年

香港文学研究不仅在弥补内地文学研究空白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 ,而且它还承担着开拓内地学者研究视野和整合两岸三地文学这一重任。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目前仍属“试写”、“初写”性质 ,为学科的草创阶段。正如全球化不会使香港文学失却自己的特色一样 ,新世纪的香港文学研究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可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台湾“泛绿”文坛构成初探

在文化上,有相当一部分本土作家与"台独"政治势力遥相呼应。这股"泛绿"文坛势力主要由《台湾文艺》、《文学界》、《文学台湾》、《笠》杂志以及台湾笔会所组成。其发展过程和特点为:由隐蔽走向明朗,由海外走向岛内,由言论走向行动,由社会走向政坛。

弘扬本土文化 恢复客家尊严——谈台湾的客家文学

"台语文学"应包括客家文学,但鉴于鹤佬话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客家话,故客家文学只好另张新帜。客家文学今后要得到健康发展,在强调族群独特生存境况下形成自成一格的文化个性的同时,决不能由此割断与汉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更不能把客家话拔高为所谓"台湾民族语言"之一种。要凸显客家意识写作,而不能把用客家话写作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

新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原住民族文化振兴运动重点是"还我土地"、"还我姓氏",那么到了新世纪,则进一步深化到"还我话语权力"、"还我书写主体"。这阶段原住民文学创作特色是:不再是由汉族作家代言,而是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作家用独特的族群发声,摆脱了以往"代言"的被动局面。浦忠成的专著《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则是新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收获。

香港当代新诗理论批评发展轮廓

香港的50、60年代的新诗评论从主张写实到现代主义;作为经济飞跃发展的70年代,新诗本土意识成长;"九七"回归后香港诗评的主体性仍在。但总体来说,香港当代新诗理论批评虽然在悠长的梦境中逐渐苏醒,但毕竟在狭窄的空间内挣扎,难于出现经典文本和诗论大家,其成绩远远比不上台湾和内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南来诗人”

"南来诗人",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通常是指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作家。这其中有南来后北返的,有南来后成了当地永久居民的,还有的是从东南亚到内地再到香港的。有的早先在内地成名,有的去港后才成名。这些作家中有左翼与右翼之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这里不按"主义"也不按意识形态而以时间段先行论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

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

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看,台湾最具有血缘和历史文化关系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来说,台湾永远都无法剥离的仍是中国。我们强调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并不是要否认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但再怎么特殊和不同,台湾文学在整体上仍未脱离中国文化这一母体。

香港文学研究二十年

社会的改革带动了学术的开放 ,香港文学研究不仅在弥补内地文学研究空白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 ,而且它还承担着开拓内地学者研究视野和整合两岸三地文学这一重任。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目前仍属“试写”、“初写”性质 ,为学科的草创阶段。正如全球化不会使香港文学失却自己的特色一样 ,新世纪的香港文学研究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可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香港诗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通过对五六十年代“难民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既不囿于新月式的浪漫抒情,也不盲从西方现代派,以香港作为立足点,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诗风从晦涩走向明朗,存在主义色彩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诗刊及其诗作得到蓬勃发展,香港诗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从暧昧走向认同地位。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香港新诗踏上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开风气之先的闽台文学交流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隔一道窄窄的海峡就是台湾。据古地理学的研究,地缘关系难以切割;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两省的亲缘关系密不可分;据历史文献记载,两地的史缘、文缘一脉相承。以闽台文化中的"民间信仰"为例,可知台湾同胞所尊奉的神灵,大多来自福建。如妈祖、保生大帝,还有开漳圣王、清水祖师的祖庙都在福建,并都可在福建的民间传说中找到依据。

论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南来诗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来诗人”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诗人”最大不同是没有“难民”心态,他们有的较快溶入当地社会,有的则一直“水土不服”。他们多半到香港后才出版诗集,和本土诗坛很少交往。

外来诗人的“香港经验”

流动性大,是香港文坛一大特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一小批来自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诗人客居香港。其中韩牧语言流畅,文字洗炼,不用新潮的霓红灯装饰自己。原甸诗风明白晓畅,情感充沛真挚,比过去多了对香港这个千奇百态社会的剖析。余光中在香港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舒畅的时期。这十年的文学生涯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钟玲是学者型诗人,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林幸谦对边陲化、漂泊离散、族群差异、文化乡愁和躯体与欲望关系作了探讨。

侣伦:香港底层书写的典范——重评长篇小说《穷巷》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在内地学术界和文坛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人们印象中，“底层文学”从未有过如此热烈的讨论，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对这个被称为学界“话语圈地运动”的探讨，许多人从雨果的《悲惨世界》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从陀恩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谈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从左拉的《萌芽》谈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