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王雨辰教授访谈

近年来,王雨辰教授提出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等新的研究论域,力图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从根本上深化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归宿和目的定位在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实践上。王雨辰教授从自身的人生经历、研究经历对于上述问题分别做了具体论述。

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卢卡奇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强调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破除那种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的做法,把以变革社会现实为目的的“总体性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作为方法论,系统论述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功能,揭示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点、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质,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战略,并根据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革命策略的争论,提出了以“组织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策略,由此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完整内容。不同于那种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抽象探讨正义、自由和平等等主题的西方政治哲学,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目的的解放政治学。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对于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哲学,还是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气统体:朱熹生命哲学的本体建构

理气关系是朱熹哲学的基本问题,朱熹对生命问题的哲学解读亦建立在理气关系基础之上。朱子以理为生物之本,以气为生物之具,然二者皆有统体之义,皆可谓万物之“本体”,理气的一体性构成统体生命的根本,二者一体共在影响着生命的创造、本质和价值问题。朱熹的“理”具有本体论的特征,但不宜将之归结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本体”,它实质是动态的生生之理。理是在抽象意义上讲生命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和法则,而气则在事实上决定着生命的产生并构成生命的现实制约因素,气同样对生命具有统体意义。理必以气为载体和存在之基。以理气为统体而言说生命的本原、价值等问题,这是朱熹生命哲学的基本理路和思想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动力要素与实践进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文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视角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从政治领导力量、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等方面探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追求“五个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实体理性到实践历史性--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体哲学思想的再思考

马克思主体哲学思想历经了从“理性”到“历史性”的嬗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之前他主要承接了近代主体哲学的基本框架,即以理性为中心阐发其主体性思想。直到写作《手稿》时期,马克思主体性哲学思想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分野。《手稿》主体思想奠基于“劳动(实践)”概念所开辟出来的现实领域;“劳动(实践)”概念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它是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批判中所达成的本体论变革,形成了与“理性—主体”完全不同的“历史性—主体”范式;从而在“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上,《手稿》建构起“现实个体”和“社会总体”的双重主体维度。

马克思“社会--历史”本体论思想显现——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反思

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站在“感性活动”立场上,试图构建一种打破黑格尔形而上学哲学的意识内在性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社会——历史”本体论思想。通过剖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产生的现实根源,马克思提出的“人与人关系”概念蕴含着其思想成熟时期的社会关系内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现了马克思哲学中社会现实性和历史总体性两个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维度,同时形成了资本批判的基本思路,即扬弃私有财产和实现共产主义,进而实现了哲学革命和资本批判二者的统一,显现了马克思“社会——历史”本体论的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强烈的美好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因为坚持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的价值理念而具有鲜明的伦理向度。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来增进自由、提升道德,从而把自由安置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美德;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来维护人民权利平等,从而把平等标定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圭臬;再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但有差别”的富裕来促进公正,从而把公正确立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原则;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筑法德协同发力的社会治理框架,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文明来构建和谐,从而把和谐肯认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指向。这四大伦理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把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为既与外域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也与本域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谐伦理价值的美好社会的现代化。

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的伦理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具有深刻伦理内蕴的价值立场,是指要以有益于人民利益为道德判断标准,具体展开为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性。中国式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据在于后者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根本服务取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和根本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原则的充分彰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要求包括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公平正义、坚持绿色发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空间智慧探论

道德空间是指个体以道德规范来调节自我身心,自我与他人、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来的价值空间。它体现为个体在道德关系场域中的得居其位和与外界的共生、共处状态。在以往伦理学理论体系中,道德空间并非显性范畴,但这并不能表明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智慧。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就隐藏着丰富的个体道德空间智慧:一是“养浩然之气”和“慎独”学说蕴含的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养浩然之气意味着个体恰当安置身心于身心关系场域,慎独意味着个体自我内求道德并以合德方式谨慎把握身心关系,因此它们都是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建构;二是“仁”“礼”统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他人、社会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仁指爱人利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形成相互仁爱的人际关系,礼乃仁之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循礼而为所形成的礼和秩序,仁爱关系、礼和秩序都是个体人际维度的道德空间架构;三是“天人合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其中天即自然界,人是作为主体的存在,天人合一意味着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即意味着人以道德规范来协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共生、共处,从而展现出人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意蕴。这些道德空间思想智慧对于人们协调自我身心关系,平衡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调节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和启迪价值。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的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上,一方面,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其政治维度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要求转换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代之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重要思想,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中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并要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和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评价体系、追责制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的特质,在于坚持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文化维度、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有机统一,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在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上的缺陷,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是对于正确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还是对于走好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中国传统德育视角下高校师德师风长效机制的建设--基于对儒家道德的分析

儒家的“道德”概念具有特殊内涵。道是德的客观依据和根源,德则是对道的认识、体悟并内化于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倾向。道本原于天,实质是指天地的创生本性和法则,此道统体万物,但有不同层级的体现。儒家的道德教育实质即是关于道的教育,是以传道为目的,其实践宗旨在于追求万物的生生。这种教育在现实性上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宇宙生态层次上的生命教育;社会层次上的“亲民”教育;个体层次上的“爱人”教育。这种教育立足于“道心”的培育,在方法上侧重心性修养与礼法规则相结合。通过把传道教育事业内在化为切己的生命实践活动,儒家亦建立起师德师风的长效机制,这对当今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具有重要启发。

科玄论战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是一场有关"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的论战,也是一场有关"如何看待东西文化高下优劣"的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参与了这场论战,在论战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对针对唯物史观的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回应了当时中国的时代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探析

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域。以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为锲入点,深入考察自我意识、他者、承认和自由等重大论题,对于理解整个法国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以及推进我国的女性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的关注,有着积极意义。

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

马克思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实践辩证法"和"生成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内在统一的特点,从而与西方的"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做法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生态文明理论重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强调只有实现制度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化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过程,说明了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扬弃者和旨归。文化起源于人类劳动,文化异化也源于劳动异化。要扬弃文化异化必须扬弃劳动异化,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共产主义文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是对以往一切人类文化的扬弃。我国现处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挖掘马克思的文化观对防止文化异化、指导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活哲学思想及其启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阐述了马克思早期的生活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生命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异化而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追求新生活的途径。《手稿》中的生活哲学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揭示、批判和改造生活的本质,对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与检讨

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研究立场和研究主题的两大转型过程,从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加深了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在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像却呈现出日益模糊的特征。体现在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理论性质、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还难以形成共识。我们应当通过严格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对话和互动。

同一抑或差异:女性主义哲学的深层悖论

差异问题数十年来始终以各种方式占据着女性主义哲学，即使不是位于女性主义哲学中最显著的位置，它仍然作为一种理论背景用以反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经验的或理论的普遍化。因此，关注差异问题可被视为讨论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个适当途径。当前，女性主义哲学试图通过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批判来反思以往的女性主义对同一性（identity）即身份问题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本文认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要可划分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人道主义的人本学解读模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本文具体论述了以上三大解读模式的具体内容 ,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点和形成的内在机理 ,主张立足于西方历史文化条件 ,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科学的研究。

从主体性哲学的追寻到专门化哲学的建构——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反思、批判了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的教科书体系"以物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形成了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经历了从对主体性的追寻到对主体性的反思的发展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现代实践论哲学,形成了诸多针对实践问题的专门化哲学,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而且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和机理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特质,并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是21世纪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