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地理要素

近代以来,以领土为物质基础的民族或者国家间的竞争和合作均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内。人们对地理空间与民族或者国家间相互关系影响的认识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就是地缘政治学,换言之,地缘政治是在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地理空间分析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利益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一种理论。地缘政治最基本的内核是地理要素,即地理位置、国土幅员、邻国、地形与气候、资源以及距离等。科学认识地缘政治学基本的地理要素,是正确把握、运用地缘政治学的先决条件。

政治学原理课程的“读写议”教学模式

当前,政治学原理课程本科阶段的教学主要地还是灌输式的集中讲授,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学生的自主思考得不到很好的激发。当然,这与师资的不足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反映出教学理念创新不够,存在照本宣科的现象,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追踪回应”到"叙述竞争":新时代中西政治学话语的探索与争鸣

话语体系建设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再出发”的新起点,亦是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以重塑中国话语权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重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经历了对西方话语的“追踪回应”“反思改造”和“叙述竞争”三个阶段。西方政治学话语具有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积累优势以及前瞻并指导政治实践的历史传统,是早期中国政治学话语追踪、学习和模仿的重要资源;然而其“逻辑在先”的固有局限以及由政治修辞所遮蔽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偏见,需要慎思明辨、区别对待。面对新时代的任务和要求,中国政治学话语必须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建设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真正在中西的“叙述竞争”中实现自主自立。

阿富汗政治和解:问题与前景

在塔利班政权垮台以来,阿富汗政府努力通过政治和解来恢复国内秩序,但由于谈判双方和谈意愿不足、缺乏互信以及立场差距太大,阿富汗和平谈判进展缓慢。由于作战双方都难以通过武力获得最终胜利,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可能性存在,有关各方需要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和作出切实的努力。

从政治边缘人到集体行动者:农民工行为的演变逻辑

论文以实证调查资料为基础,阐释了农民工的流动性是如何带来其政治冷漠性,它又是如何造就了农民工关系网络的。通过对广东韶关群体性事件、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和广东潮州群体性事件的比较分析,论文分析了农民工是如何通过关系网络推动个体行为转变成群体行为,又是如何导致群体行为规模扩大化的。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建立"诉治组织"的治理策略。

早期现代政治发展的四个要件——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早期现代政治发展"图景的描述主要从人性、制度、发生机制和最优秩序等四个方面展开:政治发展的生物基础是人类有着共享的人性;制度要件包括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发生机制是遵循在竞争压力下的变异与选择原则;其最优秩序是实现国家、法治与负责制政府的稳定平衡的自由民主体制。

现代化、权威危机与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军人政权,它是军人干政的产物。军人干政是由军队组织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双重因素决定的。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表现出很强的不适应性,从而引发权威危机,导致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并为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政治势差结构:对中国城市等级关系的一种解释

政治势差结构是对中国城市间等级关系的一种理论解释,概括了部分城市凭借政治势能的优势持续稳定地获取优质发展资源的现象。基于结构—过程分析方法,通过引入政治势能和市制的资源属性两个解释变量及其四大影响因素——政府层级、行政级别、政治地位和职责权限,分析中国城市等级关系的形成过程。其中,四大因素相互作用,连接了制度与制度之外、组织与官员、多重党政因素、静态联系与动态过程等环节。从实践看,政治势差结构通过资源配置、项目分发、政府交往等三大机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作用。虽然这一结构有利于资源集聚,助力大城市实现超常规的发展,但不利于城市间的公平竞争,对城市群建设、跨域治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只有建立势差弱化的新型市制,才能深入推进全国范围内各类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城市治理现代化。

身份认同视角下穆斯林群体中的极端化模式比较

虽然聚居区与散居区的穆斯林群体都出现了极端化现象且影响日渐扩大,但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模式。中东穆斯林群体因外国军事存在和西方文化冲击而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威胁感知,部分穆斯林在对自我身份、他者身份和解决方案的建构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极端化转变;欧洲穆斯林群体则因处于两种身份和文化的长期割裂状态而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部分穆斯林在质疑身份和重新确认身份的过程中,因受制于持续被剥夺的现实和极端主义思想的煽动,形成了对极端身份的自我认同。只有全面客观认识穆斯林聚居区和散居区极端化模式的差异,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去极端措施。

从群体伦理到类伦理——伦理的历史走向

伦理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人作为伦理主体的存在形态和人的物质交往活动的发展史。在漫长的物质交往活动过程中 ,伦理主体经历了群体伦理主体、个体伦理主体两种存在形态 ;相应地 ,伦理经历了群体伦理、个体伦理两个阶段。历史的世界化使不同利益主体在诸多领域结成共同体 ,形成了事实上的类伦理主体 ,类伦理也随之突现出来。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展开 ,使个体伦理主体与类伦理主体被压缩到同一时空 ,个体伦理与类伦理也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然而 ,个体伦理差异的缩小、类伦理的扩张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 。

试析俄罗斯的北极战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冰盖的加速融化使得北极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凸显,对北极的争夺逐渐成为地缘政治竞争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俄罗斯是北极地区最重要的世界大国,对北极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北极有经济、军事、安全等诸多战略利益。俄罗斯为实现这些战略利益采取了政治、科学、军事、经济和法律等多项战略措施。然而,俄罗斯战略利益的实现依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世界大国的制约,二是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三是较高的经济成本。

“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实现自身发展战略与亚洲区域合作及他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但在"一带一路"辐射区域中,印度是唯一对中方邀请"态度保留"、"犹豫不决"的大国。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酝酿和发展以自身为核心的"季风计划",推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因此,"季风计划"往往被解读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制措施。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与"季风计划"在结构和本质上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性,相反能实现相互对接甚至融合。通过概念对接、功能对接和文化对接,中印之间能够规避冲突、凝聚共识、开拓合作。中印战略对接是以非零和的方式建构非对抗性的新型战略合作模式。这一合作模式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也将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的深化。

力量场效应、瓜达尔港与中国的西印度洋利益

中国在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关系中,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关系最为稳定,也最为持久。随着中国在印度洋战略利益的拓展,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海洋合作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巴在瓜达尔港(Gwadar)的建设和使用方面的合作。如何理解瓜达尔港在中巴海洋合作方面的意义?瓜达尔港在中国的西印度洋战略方面上有何战略作用?瓜达尔港未来走向如何,即它是否会成为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或者准军事基地?本文基于力量场效应的内涵和作用机理指出,由于距离摩擦侵蚀了国家实力的传递,国家必须在本土之外建立各种类型的军事基地以维护本土之外的战略利益。中国并非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国如果需要通过海军维护在西印度洋的战略利益,瓜达尔港可以成为中国在西印度洋的力量场。由于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巴关系的战略稳定性,瓜达尔港在中国的西印度洋利益维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可以起到有力地维护中国西印度洋战略利益的作用,能够进一步深化中巴战略关系,而且可以充当中国其他力量场或者战略支撑点的样板。

中国海洋战略的层次性探析

本文基于地理空间和国家利益的层次性,以及战略的重要程度,对中国海洋利益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结论揭示:以中国为圆心,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西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和北冰洋在中国海洋战略中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具体而言,西太平洋地区攸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海洋战略优先考虑的海域,中国宜实行主导控制型战略;印度洋地区涉及到中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海洋利益,中国宜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力量存在,以实力寻求均势,建立战略平衡;北冰洋地区则属于中国的一般利益,中国宜建设性地积极参与北极地区秩序的建构,享有一定的话语权。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价值观重构

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重新聚集道德资源,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社会共同体的信仰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深层次影响。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政党领导理念从划桨转向掌舵,政府管理理念从统治转向治理,社会发展理念从单边转向协同,公民行为理念从冷漠转向参与。

论中国的海外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融入到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随着中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参与世界事务，中国的海外利益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课题。

孟轲性善论:一个自律伦理学体系

孟轲的性善论有一个较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精神自律。该体系由同类意识、心、性、天等范畴构成，其中同类意识是该体系的逻辑起点。本文从精神自律的根据、自律能力的培养、精神自律的必然性等方面分析了孟轲性善论的体系结构，并简要分析了其理论意义。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理论及其批评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始,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陷入低潮。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再次兴起。经济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及民主自由主义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安全思想的三大学派:经济依存安全论、国际制度安全论与民主安全论。经济依存安全论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实际上,国际相互依赖也可能招致冲突与战争。国际制度安全论是在相互依存安全论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国际制度有时也成为为少数大国谋利的工具。民主安全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中等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加紧了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即不仅要维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要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其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为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一方面建设强大海军,要成为海上强国;另一方面开展广泛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以取得作战经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战略措施上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点。尽管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家综合实力的有限以及对待中美的矛盾心态等,但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优势,增添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应当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出自己的对策。

论当代中国国家海洋能力及其战略建构

对于沿海国和群岛国而言,国家的海洋能力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着面积巨大的海洋国土、众多的岛屿和广泛的海外利益,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中,不能不包括中国国家海洋能力的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专门、全面和深入地从理论上研究中国国家海洋能力的内涵、维度与范围,把传统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海权论与战略管理视角中的组织能力理论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指导,从资源、战略及能力维度的战略过程,来探索并实现当代中国有效的系统的国家海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