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学研究中工匠精神的引入和应用

工匠精神指工匠对自己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理念和追求。将工匠精神引入和运用到公司法学研究中来,应当因应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发挥其目标引领作用,重点实现五个方面的突破:在研究内容上要实现立法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在研究范式上要从立法论过渡到解释论;在技术标准上要恪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在研究态度上要克服浮躁之风;在政策导向上要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工匠精神在公司法学研究中的运用,还应当注意运用的限度,不宜将其抬升到公司法学研究理念指导和价值目标的地位,应恪守公司法作为法律科学的底线和准则。

《民法总则》背景下商事表见代理的制度回应

我国《合同法》第49条确立的表见代理规则滞后于司法实践的发展。《民法总则》仍秉持一元模式的表见代理制度,无法满足民、商代理不同的价值诉求。较之民事代理,商事代理的代理权外观所具有的推定功能更为显著。权利外观的推定功能直接影响到"相对人善意"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并且基于外观主义、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商事表见代理应采"风险归责"的归责方式将法律之不利归于本人。据此,我国应构建二元模式的表见代理制度分别调整民、商事表见代理。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的嬗变与启示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修订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实践密切关联。自1993年制定《公司法》至今,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已经历经五次不同程度和规模的修订。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激发社会活力、保障和促进就业、完善公司法制,以及推动私法体系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始终存在受政策性因素干预过强、改革的目标错位、改革的内容缺乏体系性、改革的力度呈现保守性、改革的进程呈现滞后性等问题和弊病。下一步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应当尽快由"压制型"立法模式转向"回应型"立法模式,强化董事会对资本筹集事项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突出资本制度设计的"体系化"和"科学化",适时改革资本形成制度模式,加大公司资本制度修订的频率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