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农业概念的经济学审视

绿色农业是指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的形态与模式。本文对国内已有绿色农业概念进行了综述,分析众多概念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提出绿色农业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而是社会需求拉动下农业功能逐步优化与高级化的过程,并运用经济学中的恩格尔曲线、帕累托效率及柠檬市场理论对绿色农业的概念进行了推导。

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综述

现代国防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已经发展成为非常成熟的学科,但由于这门学科本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国内经济学界对这门学科的历史及其在中国发展的现状缺乏了解。本文力图介绍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并回顾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使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对这门学科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予以关注,并参与到这门学科的研究中来。

国际人力资本、营商环境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国际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国际人力资本、创新环境、法制环境、政商环境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金融环境作用相反;国际人力资本分别与金融环境、法制环境、政商环境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联动作用,而创新环境作用相反;环渤海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国整体区域与长三角经济区结果类似,较大不同之处在于政商环境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与国际人力资本起显著负向联动作用。

生态足迹理论应用研究进展:述评及反思

测量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差距的研究,一直处于国际可持续经济发展测度研究的主流地位,而生态足迹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生态足迹是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自1992年被提出以后便备受人们关注。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的思想渊源、前提假定和核算步骤的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的生态足迹理论应用研究进展,并对生态足迹理论应用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进行了思考。

人力资本结构差异、技术吸收能力与广东经济增长——基于转轨过程中外资政策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外资政策转变的视角,采用分时期考察的方式,研究了广东省人力资本结构差异、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在FDI起步阶段,资本积累效应显著为正,能有效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此时,中等教育比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大,高等教育的贡献存在滞后且不稳定;在FDI全面发展阶段,资本积累效应显著为负,单纯物质资本已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此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反过来比中等教育高得多,虽然没有发现中等教育的被挤出效应,但其对经济贡献比例不断下降。

农业经济类期刊知识传播效能评价研究——基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面板数据

利用DEA-Tobit模型,结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面板数据,从期刊知识交流的视角,评价农业经济类期刊知识传播效能,并论证影响效能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2005-2016年间农业经济类学期刊知识传播技术效率值介于0.77~0.908区间且波动较为明显;《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农业经济杂志知识传播效能相对更高,各年度均技术有效;期刊国际化水平是期刊知识传播效能的重要影响要素,"基金论文比""办刊时间"两个变量对农业经济类期刊知识传播效能的提升也有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作者利用文献新颖度""期刊合作化程度""期刊所在地区经济状况"的影响相对有限,相应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鉴于不同的办刊定位、出刊周期,期刊论文作者所涉机构的广泛性并未带来期刊知识传播效能同步提升。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学。从需求层面来看,国际间偏好的巨大差异性,使得聚集甚至是解释偏好较之于国家层面更加困难。从供给层面来看,全球治理模式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结构亦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合理的制度设计是促进他们之间合作的必要保障。在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上,中国应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在充分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综合实力,积极融入并努力推进现有国际机制的调整。

中国低碳农业发展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机理研究

利用DEA-Malmquist模型考察了我国30个省(市、区)1994—2012年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考察了影响其变化的主要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东、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的省份则普遍偏低;结合30个地区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的数值差异,可将其划分为高速、快速、中速、慢速和下降等5个组别。(2)在推进低碳农业发展上,农业前沿技术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技术效率改善所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对技术效率分解可知,规模效率对低碳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要高于纯技术效率。(3)在惠农型"中央一号"文件全面出台之前,我国低碳农业发展主要受农村基础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而在此之后,则主要受农业公共投资、农业开放度、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分区域来看,无论是同一阶段还是不同阶段,影响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碳农业发展的因素都同中有异。

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贡献者。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实质是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动态过程,通过将农业生态系统看作是一个"黑箱",利用SBM-DEA模型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测度了2003—2011年中国各省份的农业生态资本效率。结果显示,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生态资本效率要低于非粮食主产省区,且较之2003—2005年,2006—2009年的区域间农业生态资本效率差距在波动中不断扩大;不管是在粮食主产省区还是非粮食主产省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财政支持政策与农业生态资本效率均呈负相关关系,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水平对于农业生态资本效率则具有正向作用;在粮食主产省区,绿色农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拉动效应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上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运用上海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更具体地，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相联系。交通运输、邮政和信息传榆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贡献较大，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影响显著，而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城市资源集聚能力研究进展述评

城市资源集聚能力作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围绕城市资源集聚能力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城市资源集聚能力定义与内涵、城市资源集聚过程与机制、城市资源集聚能力分类与测度、城市资源集聚效应等方面最新研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尽管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在城市资源集聚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城市资源集聚能力测度方法、以及城市资源集聚能力时空演化和提升路径等方面尚有值得未来研究的空间。

贫困识别评估指标优化及实证

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效,也积累了良好的扶贫经验,在我国扶贫工作重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已有贫困识别体系,优化构建出适用于相对贫困识别的指标体系,并使用鄂西贫困县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收入-财产"为标准的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可以有效甄别贫困人口,杜绝贫困人口中的"错进"以及非贫困人口中的"漏评"问题。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开展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应避免仅靠收入识别贫困。

湖北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北2004—2014年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发现:2004—2014年,湖北科技创新资源总体集聚能力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在全国层面始终处于上游水平;科技创新资源集聚空间结构由"一核多次"向"一主两副"的特征演变。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生态环境响应的时空演变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这一交互关系,是两者彼此响应的耦合产物。研究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响应胁迫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生态环境响应模型,对"两型社会"战略提出后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生态环境响应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2008-2013年,武汉城市圈城镇化发展态势良好,整个城市圈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增长速度加快。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呈现先下降,后维持稳定,再上升的"U型"变化曲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武汉城市圈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响应,呈现出由负响应向正响应转化的特征,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由"胁迫"到"促进"的转变。A值越来越大,由2008年的-0.9上升到2013年的1.66。H值则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变化特征,由2008年的0.9降低到2010年的0.09,2013年迅速提升到1.71,表明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由"胁迫"到"促进"变化的发展趋势。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载荷对城镇化的发展呈现出由负响应向正响应转变的特征,资源环境绩效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正响应的特征。3武汉城市圈生态环境综合响应指数的空间分异特征,由以正响应为主的"凹陷"结构向分化的"板块"结构演化,生态环境综合响应指数的区域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城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为"弱促进"向"强胁迫"变化。资源环境载荷响应指数和绩效响应指数表现出"向心性"的发展特征。

行政腐败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微观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8)家庭调查数据、世界银行(2005)对中国120个地级市的企业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行政腐败对居民个体收入的影响。根据世行数据,我们构造了两个腐败指标,其一是当地企业向银行贷款时需要向银行信贷员行贿的平均比例;其二是企业高层每年用于陪伴政府官员的平均时间。根据统计局的工业调查数据,我们用区、县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资产和总销售量度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全样本和城市、农村分地区的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和引入交互项分析,我们发现:(1)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不论是收入高的群体还是收入低的群体,行政腐败从总体上都减少了居民的收入;(2)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腐败则显著地通过影响教育回报率而影响居民收入。具体说来,在城镇,腐败降低了教育的回报;然而在农村,腐败的影响正好相反。

中国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以郑百文事件为例

从债权人、国企改革遗留问题、上市与退市制度等方面 ,郑百文事件对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有以下启示 :(1)从企业管理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来看 ,按照企业效益从低到高的变化 ,企业的控制权应当依次掌握在债权人、股东和管理者手中 ;(2 )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退市”机制是国企改革中的遗留问题在新环境下的体现。国企产权改革不完善、不彻底在国企被改造成现代企业之后便演变出了现在要解决的公司治理问题 ,虽然国企产权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要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还得从国企的产权改革入手 ,将国企的产权改革推向完善 ;(3)我国证券市场 (包括主板和创业板 )的建设 ,对类似郑百文的行为和理念应高度重视 ,依照客观标准严格发行审核 ,上市规则应遵循市场化的原则 ,严格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要求 ,规范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

市场需求发展阶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市场需求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前导需求向新导需求过渡阶段,往往孕育突变性的技术创新;在新导需求和有竞争的现导需求阶段,主要是利用信息反馈进行渐进性的技术创新;在后导需求阶段则没有技术创新。

儒家思想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

中央银行制度变迁是经济主体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除了受正式制度约束外 ,还受制于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映射到人们的金融意识上 ,直接决定人们的金融行为 ,影响着金融制度的变迁轨迹。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较低 ,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论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市场化——学习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

蒋一苇“企业本位论”的核心是 :社会主义企业是经济细胞 ,是独立商品生产者 ,必须按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来运作。这对于我们认识进入 2 1世纪的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战略地位 ,加速国有大企业集团市场化的进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圳国有企业之所以在较短时期内高质量地快速发展起来 ,主要得益于深圳在发展国有企业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了制度创新、生产经营创新和资本运营创新的有机结合 ,较快地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