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机构监管藩篱:法经济学视野下Fintech风险的系统治理

停留于机构监管范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难以防范与消解Fintech风险,缺乏对Fintech公司建立有效的行为规制,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本文认为,以演化博弈理论为视角,基于包含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Fintech公司的三方博弈模型,系统治理Fintech风险尚需以下配套措施:坚持系统观念,将Fintech公司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监管对象范围;夯实技术基础,警惕“监管俘获”风险;调整问责形式,优化履职合规免责条款;抓住主要矛盾,聚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新《公司法》股东失权制度道德风险的法经济学分析

新《公司法》增设的股东失权条款无法消解董事会消极履职的道德风险。董事会可能与控股股东合谋或受其控制,怠于向瑕疵出资的控股股东发出失权通知。文章以演化博弈论为分析视角,基于控股股东和公司的两方博弈模型,得出股东失权制度尚需以下配套规则:股东的表决权应以实缴资本为限;股东未在宽限期内履行出资义务的,应宣告其完全丧失股权;股东失权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应扩张至监事会和“守约”股东;法律对瑕疵出资股东的“惩戒”遵循比例原则。

论司法文明传承创新服务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机理

明晰司法文明传承创新服务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内在机理,是助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命题。二者在追寻严格公正司法的核心目标、人民性的价值基础以及发展性的形成逻辑三个方面存在理念上的融通与契合。除此之外,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司法文明还能通过强化司法运作中的主体权利本位和促进司法文化中的“情理法贯通”,而提升司法公信力,满足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司法领域的工作要求。这表明,司法文明作为法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助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论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直播打赏返还的实现路径

在用户配偶主张直播打赏返还的案件中,返还责任主体及返还依据都面临适用难题。主播作为打赏法律关系主体,能够成为打赏返还责任主体。返还基础是基于无权处分的不当得利,即用户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致使平台无权保有虚拟财产给付。无处分权的认定关键是确认打赏行为是否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打赏行为目的及打赏数额占比是认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考量因素。充值不退条款是否有效不影响用户配偶的返还请求。不当得利认定后,平台向主播负有返还责任,可以作为主播返还义务的履行辅助人。

浅谈法学生职业观的培育

建设德才兼备的政法人才队伍要求培养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法科学生,这对于高校的法科生职业观培育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为构建“一体两翼”的“双轨制”职业观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根基,指明了发展目标,优化了工作方法,对于扭转法科生职业观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形成制度化、阵地化、体验化的培育体系发挥着核心作用。未来,应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价值遵循,发挥高校的平台优势,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发挥专业课堂和新媒介各自的独特优势,推动我国法科生职业观教育体系的完善。

注册制改革下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建议

证券发行注册制从试点过渡到全面推行,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注册制下,信息披露应由监管导向转向投资者需求导向,以简明有效的方式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所需的充分信息。本文考察了域外发行信息披露制度与实践,并检视了我国相关做法。在现有准则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招股说明书应进一步规范发行人对自身风险因素的披露方式,分类列示相关因素,并对其进行定性判断;借助商业理念清晰化发行人业务与技术的披露逻辑,便于投资者更有效地衡量发行人的价值与风险;完善发行人控制人的认定与披露内容,为投资者完整呈现发行人的治理结构特别是控制人在其中的积极影响。

同步互动:死因调查制度转型的信任逻辑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死因调查制度面临争议频发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困境,而死者家属的不信任是核心原因。基于“主体—结构”的二重性分析角度,这种不信任的产生既源于制度存在的固有弊端,也是基于死者家属的理性选择,并在双方的互动交往中得到具体形塑。具体来看,不信任产生的原因包括法律规范的真空化、死因调查的侦查化、公力救济途径的虚弱化三个方面,并在“异步互动”模式的影响下,推动双方的信任关系从信任转向不信任。基于“权利本位、程序导向以及互动建构”的思想,应将“同步互动”作为制度转型的基点,将赋予当事人同步参与权、设立死因听证制度、以及强化“自己人”的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作为重建死因调查制度公信力的基本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版权注意义务的法律构造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版权注意义务需要从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和行为构造等三个方面构建。在坚持人工智能工具属性的基础上,以“技术中立”为指导思想为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设定合理的版权注意义务最符合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相较于严格注意义务模式,市场自治型注意义务模式更有利于协调权利人侵权防范的诉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发展技术的需要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进一步释放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力。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开发者如何分配注意义务而言,以服务提供者为版权注意义务的首要主体,并通过市场机制将注意义务部分转移至技术服务开发者,使版权注意义务延伸至人工智能研发阶段,并鼓励在人工智能模型中嵌入版权识别过滤技术。在注意义务的具体构造上,可以参考“避风港规则”的规范原理,形成“通知—屏蔽”的被动注意义务框架,同时以“红旗原则”为被动义务的例外,从而形成“输入端注意义务法定、输出端注意义务自治”的版权注意义务体系。

专利丛林:科技创新中的绿荫还是荆棘?

专利丛林现象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发展特征,深刻影响着专利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三角阻碍”专利(三家公司中每家都拥有能阻碍其他两家实施自身技术的专利)量化中国各技术领域专利丛林密度,并基于专利申请、授权、引用、许可及转让数据,运用移动份额工具变量的因果关系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专利保护带来的断损失成本对企业创新和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专利丛林的存在提高了企业“短、平、快”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并减少了创新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的授权率和占比;(2)专利丛林现象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专利被引用次数下降;(3)专利丛林的存在显著提高了企业专利交易数量,但削弱了技术交易中的专利“质量溢价”;(4)上述影响更多表现在面临重要“三角阻碍”专利、处于引用链条下游、所属行业技术含量高、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企业中;(5)专利丛林现象引致的创新策略,对企业未来市场价值和行业竞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不同技术领域的发展特征,防范潜在的垄断后果。

标准的力量——来自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的经验证据

加强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化建设、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有助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虽然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讨论,但技术标准对创新的全面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基于标准必要专利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法,从垄断力量和知识溢出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技术标准如何影响专利价值和企业创新。研究发现:(1)在被宣告为标准必要专利后,专利价值显著提升,表现为被引用次数、许可次数和对应权利人市场价值的增加;(2)专利价值提升的来源是被标准采纳后带来的专利影响力范围扩大,体现在来自于不同技术领域、复杂主题和普通专利的引用增加;(3)标准的市场力量导致相应专利技术具有超出其所固有技术贡献的额外市场价值,表现为小规模创新主体获益更多、市场集中度提高和新增企业数量降低;(4)标准对行业内追随者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表现为遵循标准后企业创新数量、质量和布局均出现显著改善。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技术标准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还启示在积极推动国际标准制定的同时,需要强化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规则引领,以防范潜在的垄断后果。

汇率双向大幅波动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非对称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

本文基于1995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双边银行跨境资本债权与债务数据,从资本属性(本国或外国银行资本)与资本流动方向(流出或流入),分析双边汇率大幅贬值和大幅升值对双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各类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测算汇率大幅贬值和大幅升值窗口,运用事件研究法发现:汇率双向大幅波动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特征。一国汇率大幅贬值时期,其银行跨境资本债务(外国银行资本流入)大幅减少,而债权(本国银行资本流出)变化不大;汇率大幅升值时期,其银行跨境资本债权大幅撤回(本国银行资本流出减少),但债务(外国银行资本流入)变化较小。侧重于外汇敞口和外汇流动性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汇率大幅双向波动导致的双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变动。本文区分双边汇率大幅贬值和大幅升值,拓展了汇率波动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范畴,为“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及管理资本流动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