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宪法上基本权利--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权利属性的争论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成为重要的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人格权究竟是宪法上基本权利（宪法权利），还是私法上民事权利（私法权利）？就目前研究现状观之，学术界的研究多依赖于历史解释，致力于从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证明究竟其为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此种正本清源的历史梳理虽然必不可少，但如果缺乏对现行法上该项权利实际运作的研究，则很难一窥堂奥。究其缘由在于，纯粹的权利属性争论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而实践中的运作或许已经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

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

"药家鑫案"之所以激起巨大的民愤,最初是因为药家鑫杀人的情节极为恶劣,并且社会公众看不到司法过程的审慎和公正,后来是因为传媒对案件的不当讨论进一步刺激了民愤。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群体极化,两者在认识上的鸿沟未能经由讨论而弥合,传媒未能担当起社会黏合剂的重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面对激化的民愤,罪已至死的药家鑫通过诸种"本土资源"而免死的空间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传媒在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反思。

关于职务侵占罪主体问题的思考--以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理解为基点

本文在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界定的基础上,认为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是相同的,劳务人员不应一概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之外。《刑法》第271条第1款"其他单位"中的"单位"的确定,是解决其内部工作人员的犯罪问题。从保护单位财产的角度考虑,"单位"外延的认定可适当放宽。

保险合同成立疑难问题研究--以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改”为背景

保险合同成立制度是保险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当下,在我国保险法理论研究与实务中,保险合同成立的疑难问题包括: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保险合同究竟为要式抑或不要式合同、要物(践成)合同抑或不要物(诺成)合同、预收保险费对保险合同成立有何影响,等等。借鉴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我国保险法的修改应遵循如下思路:宜采"不要式主义"与"不要物主义"之立法政策,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当事人双方就合同"必要之点"达成合意时合同即告成立;同时,为配合保险实务之需,应增设预收保险费效果之规定,从保险人核保期间之限制入手,在保险人核保权之尊重与投保人主观合理期待之满足之间寻求平衡点,以合理规范当事人双方之权利义务关系。

《日本宪法》第9条修改的国际法解读--以国家的对世义务为视角

国家主权的相对化必然导致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对世义务,而禁止侵略战争便是这种对世义务的一种现实体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以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日本宪法》第9条成为日本因违背禁止侵略战争的对世义务而对其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进行立法转化的结果。《日本宪法》第9条的效力渊源及其有效解释,有助于认识日本应承担的非军事化义务及对其修改的一系列修宪行为的非法性。日本间接或直接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对外将违背以亚洲安全为基础的客观国际体制,对内则将摧毁《日本宪法》的基本架构。日本的修宪行为必将损害曾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利益,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应推动相关国家在相互依赖中构建多层次的替代性安全保障机制。

商鞅法律思想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分析

史学界对商鞅变法在泰国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其中的成因则缺乏深入而有说服力的分析。商鞅法律思想中成熟的社会控制理论与泰国具备实践该理论的良好条件相结合是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战国时期的其他诸侯国以及统一中国的秦朝因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无法取得类似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