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

与西方国家的执法属于法治系统内部事务不同,中国的基层执法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的轴心是党的领导,组织领导贯穿于条块结构,政治领导内含于其中,思想领导则落实为政治伦理。党政体制通过条条、块块、政治伦理三个维度塑造基层执法,呈现出条条推进执法、块块协同治理、政治伦理嵌入三种机制。"条条"以执法专项行动、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工作考核为内容,通过指标化—竞争性的激励手段,形成了执法推进机制。"块块"以严重问题的专项整治为内容,通过建构"中心工作"的形式,凭借体制压力启动治理协同机制。"执法为民"话语强调执法的群众工作属性,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嵌入机制,它可以将条块结构中的权责不对等正当化,为基层执法提供政治合法性。党政体制塑造的基层执法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实践特征。

系统治理视野下遗失物追回的立法局限及其重构

我国遗失物追回主要依赖于拾得人主动送还的立法技术缺乏系统治理思维,存在期待拾得人主动及时送还遗失物制度之功能乏力、失主悬赏追回遗失物制度之功能有限、帮助发现及追回遗失物之有效公力救济制度缺失等三大局限。克服局限之路径在于,立足于拾得人的"理性人"基础,回归追回遗失物第一性目的之遗失物追回制度本旨,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公力与私力合作救济模式,私法上增设拾得人法定报酬请求权,公法上新设公安机关行政调查及处罚权。

我国非营利组织内涵及分类之民法定位

非营利组织系私法主体主导设立的、以促进公共利益或满足特定成员非经济性需求的组织,属非营利性私法组织。我国非营利组织内涵不清,分类混乱。域外非营利组织分类并存两种模式,区分社团公益型与互益型,未登记团体渐趋主体化,非营利公司成为新类型。我国应承继民事主体三元分类立法传统,采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私法组织二分法,区分非营利组织之法人型与非法人型、社会团体之公益型与互益型,法人型非营利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与非营利公司,非法人型亦作相应分类。我国非营利组织内涵及分类之民法定位,须由修订的《民法通则》、统一的非营利组织法及相关单行法共同厘定。

我国非营利组织立法的原则、模式及结构

建构科学完备的非营利组织法律体系,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本质要求。非营利组织法属于私法。我国非营利组织立法应遵循非营利组织培育与规制并重、立法传统继承与适度创新及法律制度体系和谐诸原则。我国应建构以民法为统帅、非营利组织基本法为主导、非营利组织单行法为补充的非营利组织法律体系。我国未来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宜采取组织法与行为法合一模式,篇章结构可设计为总则、设立、组织机构、变更和终止、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外国非营利组织分支机构、监管及公益组织认定和法律责任八章。

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习惯法与传统法源结构

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习惯法由江南民间慈善章程、规条等习惯规则发育而成。这一区域习惯法引发了《户部则例》中部分慈善立法的变化,并促进了江南地方慈善立法的创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南地区以国家法为主导、民间法为辅助的传统二元法源结构。这一区域习惯法无法融入已高度固化的传统律例体系,游离于传统刑法与行政法之外,已初具社会法的雏形。它与江南城镇的工商行业习惯法、劳资关系习惯法及其他习惯法一起,另行构成了清代江南城镇非正式的社会自治规范体系。

事实孤儿社会心理服务的治理定位

事实孤儿在2020年被作为明确对象纳入了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解决生活保障之后,事实孤儿在特殊的家庭结构中面临着众多心理问题。基于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认识,笔者认为对事实孤儿的心理服务应当遵循从群体到场域兼顾、从政府主导到政社合作转向的治理定位,以优化公共服务路径,推动社会心理服务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