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法治智库研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徐汉明教授访谈

瞄准国家与社会需求,"捏着"问题搞智库研究,明确提出聚焦社会治理法治化,打造现代新型高端法治智库。徐汉明教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生产法治智库产品,研究重大法治问题,破解重大法治难题,服务法治社会发展。以检察学研究为发端,徐汉明教授将研究领域延伸至诉讼法学、刑事政策、职务犯罪惩治和预防、产权制度创新理论、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三年时间,他率领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心-研究院")研究团队,从"零起步"摸索到如今的"超常规"发展,开创全国高校新型法治智库建设"中南模式"。对徐汉明教授而言,这既是他从检察系统领导岗位卸任后的"华丽转身",更是他不断求索与播种新型法治智库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四十年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梳理与前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在基本概念、学术议题、论著发表数量、人才培养,以及推动高等教育立法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以《高等教育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时间节点,可以将这一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具体分析各个时期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其与高等教育立法以及大学治理存在紧密关联。展望未来,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高等教育法治思想为引领,在研究议题和内容上不断扩展和深化。

党政主导下的地方法治评估实践研究——以湖北法治评估模式为例

法治评估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地方党政主导下的以工作考核为导向的法治评估属于特殊类型的法治评估,不应以理论意义的法治评估典型范式来完全否定,党政主导下的地方法治评估实施困境,为理论界研究地方法治评估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地方法治评估的完善路径在于,理论研究应支持解决法治评估实践问题,回应地方法治评估实践可能形成"法治割据"的质疑,重点解决法治评估实践困境的理论问题,研究培养法治评估人才的可行路径,培育独立第三方实施法治评估的生成环境。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契合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回答了社会治理实践的新要求,深刻诠释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法治建设道路、制度、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理论体系逻辑严密、科学完备,是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是推进全球人类治理文明发展的"中国经验",已成为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论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复杂曲折历程催生了不同的理论框架。作为反映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过程的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其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彰显司法"定纷止争、权利救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福祉"的功能。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外发式、激进式改革思路的误导与司法权威缺失等困境。司法现代化转型既有当下现实的必要性,又有法治理论与实践上的正当性。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价值目标转型、职权模式转型、保障机制转型、人事管理机制职业化转型和司法应用技术手段革新。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加坡政府经验及其启示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转型的发展方向。相较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新加坡政府,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业务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缺失等问题。通过对新加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出其法治政府数字化建设注重行政改革、贯彻“以数据为核心、用心服务”理念以及强调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等特点,并从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化浪潮驱使、逻辑理念转变以及公共价值理论指引四方面分析其内在发展动力。

论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

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是"自主的-社会式"人,而不是"被动的-原子式"人。"自主的-社会式"人的基本含义是,风险行政法中的各方主体对于涉及风险行政的基本问题,有权依据自身的偏好、利益或见解来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他们之间处于互为主体的关系;作为风险共同体成员,他们又处于互依互存的状态,对风险共同体的前途都担负着相应的责任,对于矛盾和冲突,则通过平等协商、理性沟通等和平方式来解决。将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确立为"自主的-社会式"人的理据在于:它既可以描述由风险行政的评价性、网络性和暂时性等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各方主体应当呈现的崭新的人性观,也可以通过缓解或克服风险治理中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难题来指引风险行政法的科学建构与有效实施。

现代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战略目标,给现代社会治理法学新型交叉学科建设、"复合型、能力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导师队伍转型、教学科研体制机制创新都提出了急迫要求。创立现代社会治理法学新型交叉学科,需要厘定学科内涵,准确定位学科性质地位;探索学科构建的正当性、可行性;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凝练学科研究方向;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战略规划、服务国家与社会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重大需求,形成具有鲜明学科特色、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破垒融通、交叉聚合"发展趋势的社会治理法学学科理论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以及专门法治人才新型培养模式。

论精准扶贫的行政法规制

面对精准扶贫行政,习惯于采用"法解释学+行政行为"分析进路的行政法(学者)容易陷入以"事后总结者"或者"事前完美者"面目出现的"失语症"境地。鉴于精准扶贫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活动,以及此项行政活动的复杂性,可以运用融贯论所主张的方法来重新界定精准扶贫中的公共行政权力,从而为行政法规制精准扶贫行政提供新的切入点。这一新的视角可以抽象为"科际整合法+公共行政权力"分析进路。该分析进路主张行政法应当从来源要素、主体要素、运行要素、对象要素和物质保障要素等方面来规制精准扶贫行政,以便实现既有效制约精准扶贫中的公共行政权力,又保障精准扶贫任务得以完成的双重目标。

我国反腐败刑事治理的现代化研究

完善腐败犯罪治理体系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腐败犯罪罪刑体系的滞后不仅会弱化刑法的反腐败治理功能,也有碍于其与国际规则的有效衔接。为此,应当以推动构建全球反腐新秩序为契机,对我国腐败犯罪罪刑体系进行审视和梳理,以制度创新作为立法目标,从罪名体系、立法内容以及刑罚配置三个层面进行完善,推进反腐败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河长制四题——以行政法教义学为视角

行政法建构河长制的目标是实现整体性治理,克服河湖行政执法碎片化现象,将河湖行政执法中的以政府职能部门为本位的利益观转变为作为整体的政府为本位的利益观;行政法建构河长制的基础是明确河长的职权(责),即需要将河长治理河湖的职权(责)来源形式再合法化,以及职权(责)之再类型化;行政法建构河长制的关键是确立整体性协调机制,即建立河湖行政执法的整体性预算制度与整体性结构协调制度;行政法建构河长制的重心是建立和健全针对河长的监督机制,包括建构司法机关和专门机关对河长的监督机制,健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对河长的监督机制。

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的互构机制及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资源匮乏地区能人治村广泛出现。国家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资源要素的地域分布构成了能人治村的时空背景。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相互推动形成互构机制。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对能人治村的形塑过程体现为,能人通过自身的资源禀赋撬动行政权力,使获得政策资源的村庄加快发展;能人治村对政策实施的反推机制表现在,能人通过有效治理打造亮点示范村,带动政策广泛实施。政策实施主导下的能人治村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策主导下能人治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能人过度追求治理成效侵害村民权益,治理行政化损害基层民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加强对能人治村的规范和引导,确保其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

算法治理的域外经验与中国进路

作为数字时代发展的驱动引擎,算法及其算力正在改变和重塑人类社会生活.算法在不断嵌入社会生活并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诸多社会风险、法律风险甚至政治风险也伴随而生.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应对算法引发的潜在风险,算法治理逐渐被推向各国治理的前台.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制度体系,美国构建起了基于"算法问责"的外部控制模式,而欧盟则以"增益用户权利"为核心,在其数据治理框架下推进内部控权的算法治理模式.未来我国的算法治理应从制度、结构、方式、过程4个方面着力,通过构建"多方均衡"的算法治理体系、健全算法治理的制度基础、设置限制算法技术性权力扩张的机制、增益算法治理的公共性等方式,实现算法治理的法治化,助推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性许可权的行政法建构

社会性许可权是指,受到项目影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作为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的项目企业以及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某种主张或者资格。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是一种法外权利。它不同于环境法或者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是一种具有特定属性和独立内涵的权利。将社会性许可权转化为行政法上权利的理据在于:社会性许可权不仅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实定法层面已经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行政法上的社会性许可权可以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前者主要包括知情权、评论权、申请权、动议权以及表决权,后者主要包括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获得不利决定的理由权、不受妨碍权以及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高校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的权界及其规制——以32所教育部直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例

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纠纷是一个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而这与高校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密切相关。通过观察和比较32所教育部直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规中关于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发现校规之间在具体内容上差异较大,因此,提出高校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的权界问题。一方面,高校享有通过制定校规设定开除学籍处分的权力;另一方面,这一权力是有界限的,主要受到合理行政原则的限制。为此,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提出了对高校设定开除学籍处分权的规制路径,促进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化,推进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德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中W型工资的创设、争议与启示

目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已成为推动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然而其在实践中也引发了教师之间差距不合理扩大等问题,为此可以借鉴德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中创设W型工资的经验。W型工资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为提升行政效能由联邦议会制定《教授工资改革法》而引入的。W型工资的生效实现了德国高校教授的工资结构从重视工龄向注重绩效的体系转变,也因而引发了学术争议和宪法争议。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解释基本法规定的赡养原则和绩效工资之间的关系,调适了W型工资可能带来的教授工资差距扩大问题。这对于完善我国高校的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即要按照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结合的要求,运用法治化的手段破解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难题。

人民检察事业90年:发展历程、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

人民检察事业90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创建型构及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重建,新时代的成熟化定型化及创新发展四个阶段。其具有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彰显检察制度“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双重领导”“一重监督”的组织制度,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运行机制,人民广泛参与司法监督之制度优势。检察制度优势需要转化为人民检察事业更高发展效能,其基本路径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凸显制度根本效能;推动“四大检察”协调发展,增强制度整体效能;挖掘法律监督“权力束”内涵,激活制度结构效能;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激发制度活力效能;构建检察“三大体系”,提升话语传播效能。

“煤改气”工程被“叫停”的行政法阐释

从本质而言,“煤改气”工程是国家行政机关履行治理北方地区大气污染公共管理职责的行政活动。“煤改气”工程以“叫停”而告终,表明这项行政活动存在合法性困境。作为行政活动的“煤改气”可以类型化为行政规划、行政协调、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给付和行政命令等六大类行政行为。由于“煤改气”中的行政规划缺乏综合性和滞后性、横向行政协调缺乏权威性以及与纵向行政协调缺乏同步性、行政指导变异为行政决定并缺乏灵活性、行政合同缔结过程存在公开竞争性不足与履行过程存在全面性不足、行政给付面临资金缺口与给付对象不精准、行政命令存在法律依据欠缺与过度侵害相对人权益现象,致使一项惠民工程变成“民怨工程”。从行政法教义学层面阐释“煤改气”工程被“叫停”的原因,揭示了该工程在行政法治上所存在的“病症”,为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从行政法治层面来治理该工程提供了学理依据。

以社会治理法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第五届法治社会·长江(国际)论坛“社会治理法学50人谈”会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的论述,为构建法学"三大体系"建设,培养德法兼修的卓越法治人才,带动社会治理法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法学学科体系,与会专家围绕社会治理法学的缘起、理论指导、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法学相邻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治理法学学科规划建设与卓越人才培养等展开了讨论。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法学学术体系,学者围绕社会治理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社会治理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法的实施、网络社会治理法治问题等进行了研讨。关于社会治理法学话语体系,学者围绕法治话语体系、社会治理法学话语体系等进行对话。关于社会治理法治专题,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问题、"互联网+虚拟社区"模式下农村社区矫正问题及其完善、政社合作的法治困境及其破解之道、政社合作共治法的中国样态、公共安全治理问题、我国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模式、行政解释过程中的政策裁量问题等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