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Z世代”青年的中国观

印尼“Z世代”青年的中国观是指该人群基于自身观念形成的对华认知的总和。在文化层面,该群体欣赏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的优秀品质,对两国宗教文化差异更趋包容;在经济层面,该群体高度认可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对印尼国家及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政治层面,该群体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大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肯定态度。中国与印尼经济合作的深化对印尼青年带来实质利好,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则促进了印尼青年对中国文化的接近。但是西方媒体的不实宣传、印尼国内一些政治团体的故意误导也使部分青年存在对华误解。随着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该人群的中国观在印尼对华政策上的影响愈益明显,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与印尼政治互信、合作进程与民心相通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中国应对该人群的利益诉求、政治态度予以密切关注,在政治、经济、舆论宣传、人文交流等方面予以有效应对,完善该群体对华客观认知,最大限度释放其促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潜力。

印尼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对华策略

对中美两国竞争的认知和立场是影响印尼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变量。印尼认为中美贸易战在出口、投资等领域为本国提供了机遇,竭力在此两领域争取合作红利;中美两国地缘政治竞争恶化了地区环境,使印尼面临的外交压力和挑战有所增加,但印尼也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战略机遇。印尼在坚持不结盟和不选边站队的同时,力求积极管理大国竞争。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印尼的对华策略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继续加强与中国合作,同时利用中美竞争,说服美国加大对印尼的经济支持,避免对中国过于依赖;政治安全上,有限引入美国势力,谨慎处理与中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努力在缓解国内对华焦虑与不破坏两国经济合作大局间取得平衡;在地区战略上,有意将中国纳入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之中,对中美竞争进行管理和约束,强化本国构建地区秩序的引领能力。基于印尼的对华策略及打破美国拉拢印尼反华的企图,中国需进一步拓展与印尼的合作领域,建立多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关注印尼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风向,准确判断其政策走向;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努力为其提供公共产品,以实际行动树立可信的中国形象。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2023年印度尼西亚研究发展报告

2023年中国学界涉印度尼西亚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总体较为丰硕,整体呈现议题丰富、方法提升和资鉴功能等三大突出特点。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状况和印度尼西亚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其中对印度尼西亚国内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印度尼西亚对外战略、印度尼西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关系及印度尼西亚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等领域,并呈现不断丰富拓展的趋势。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和创新,跨学科研究方法、新的理论分析路径得以运用,实地调研成为研究手段中的一大亮点。大部分研究成果以服务现实为导向,研究成果的资鉴功能进一步增强。但是,2023年的印度尼西亚研究也存在研究议题失衡、理论提升不够和一手资料缺乏等不足现象,今后亟须加强印度尼西亚区域国别基础研究、理论建设及多学科协同等研究。

佐科政府防务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印尼防务合作的影响

基于对印尼面临安全威胁的新认知,佐科政府上任以来对印尼的防务政策进行了调整。在防务原则上,从强调和平原则的合作安全转向军事力量支持下的外交优先,提出以实力为支撑的积极防御方针;在防务内容上,从着重“逐岛内部防御”转向“全面向外防御”,建立总体战略防御体系;在防务目标上,从基于陆地防务转向基于海洋防务,重点强化印尼海上防御力量,实现中等海洋强国目标;在防务合作上,从广泛的国际合作转向注重印太海域合作。佐科政府防务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印尼防务合作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中国需采取措施以应对之。

印尼对纳土纳争议海域的政策:基于中等强国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印尼以东盟领导者自居,注重在东盟框架下开展外交。在佐科执政后,印尼通过实施"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来实现海洋强国梦,加强了利用东盟的集体主义来开展外交。在对待纳土纳争议海域问题上,印尼认为争议海域是不容谈判的主权问题。在保持"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基础上,印尼通过加强军事存在、国际仲裁和大国平衡等方式维护印尼的海洋利益。为了获得东盟国家对纳土纳争议海域的支持,印尼逐步偏离其传统的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这导致纳土纳问题日趋复杂。

东盟“中心性”与中美竞争:东南亚地区秩序转型

自东盟成立以来,东盟以其特有的一体化方式成为亚太地区关注的对象。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等原因,东盟国家间具有特殊的关系性权力,东盟试图在东南亚乃至东亚扮演领导者角色。在讨论东南亚地区秩序时,东盟“中心性”议题便顺应而生。由于“东盟方式”的松散性和东盟的实力有限,东盟更像是东南亚地区秩序的议题提出者,而非领导者。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盟“中心性”有再受关注的态势。在东南亚地区秩序重塑过程中,东盟的角色正被中美两国重新审视。

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内学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学者们围绕全球治理的科学内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进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未来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产生了大批具有较高阐释力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展现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审视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可供深化的思路和方向。

“中等强国”务实外交:佐科对印尼“全方位外交”的新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资本、技术在全球的迅速扩散,国家间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交融,各国外交战略的利益重合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从本国现实利益出发,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务实外交方兴未艾。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执政后,在坚持自苏西洛总统以来印尼"全方位外交"的基础上,推行务实外交,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务实外交以经济外交为中心,夯实以东盟为中心的中等强国多边外交舞台,着力推行人文外交和海洋外交,努力将印尼打造成为地区领袖国家,有效提高印尼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深化印尼同域内、域外各国的外交关系,推动了印尼外交的转型升级。

印太视域下欧盟-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

近年来,随着“印太区域”日益成为全球安全与战略的重心,作为东南亚域外重要力量的欧盟与印尼不断提升双边关系。自2014年佐科上台以来,双方在维护海上贸易安全、对冲中美战略竞争、加强战略自主与应对海洋非传统威胁等需求的推动下,各项海洋安全合作稳步展开,在构建涉海合作机制、强化海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双方合作的深化面临海洋安全思维差异、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欧盟集体决策一致性与印尼政治连贯性以及印太权力结构等因素的挑战和掣肘。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进展、逻辑与限度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战略伙伴关系因特朗普政府的漠视而陷入“沉寂”。拜登上台后,通过重振多层次的战略协调,巩固安全合作,拓展发展援助与经济合作等途径恢复并深化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以期将印尼深度融入“印太战略”之中。美国对印尼政策调整的主要逻辑在于弥补特朗普政府流失的“战略信誉”;整合地区伙伴资源,完善印太“网络化结构”;“对冲”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拜登任内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仍将继续保持强化的态势。但是,受印尼“自由且积极”的外交原则,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的分歧以及中国在印尼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也面临一定限度。

从组织行为模式看印尼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印尼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其显著特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防疫。印尼地方政府在这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阶段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怎样的联动关系?这些都可以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政府决策组织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在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过程中,印尼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行动均相互关联,各部门间存在显著的联动关系。这种联动关系的存在以及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通执行、制定特殊政策、进行反馈等方式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内容及最终实施效果。随着地方自治制度下地方政府职能的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基层组织,地方政府不再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工具,而是所在地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一带一路”下川渝地区印尼语人才培养研究

印尼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沿线国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川渝地区和印尼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日益增加,川渝地区印尼语人才市场需求大、要求高。然而,川渝地区当前暂无本科高校开设印尼语专业,而且其他非通用语专业整体数量不多,专业设置具有同质化倾向,相对集中在日语、朝韩语和泰语。另外,从重点开发川渝地区特色资源,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在川渝地区的本科高校开设印尼语专业。同时,川渝地区政府与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外院基础架构完善和高学历教学科研人才比较充足,也为在该地区开设印尼语专业提供了可行性。在川渝地区开设印尼语专业,将为“一带一路”培养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满足川渝地区不断增加的印尼语专业人才需求,有助于该地区更好融入并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在印尼的落地与推进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

印度尼西亚实用主义外交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70年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外交作为一种实用工具,始终为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重建印度尼西亚地区大国地位目标服务。自1950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历经曲折动荡。在议会民主制时期,两国关系反反复复,始终保持着疏离感;在有“有领导的民主”时期,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达到准结盟状态;在“新秩序”时期,两国断交长达23年,直至1990年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后秩序”时期,两国关系进入了既防备又依赖的全方位合作时代。双方关系的动荡发展与印度尼西亚的实用主义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军事权力、大乘佛教与室利佛逝海上贸易模式构建

7-14世纪,作为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海上强国的室利佛逝,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联通着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作为第一个势力范围涵盖整个马来半岛的古国,室利佛逝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将大乘佛教确立为国教,将在印度衰落的佛教又一次在室利佛逝发扬光大,室利佛逝成为世界性的佛教中心。大乘佛教深深地影响着印度尼西亚海岛地区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赛代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印度化”。作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古国之一,室利佛逝宗教文化和海上贸易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加强王权的控制力,以军队为后盾,通过征服领地、扩张商品生产地,建立起强大的海上贸易网络,为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黄金水道提供保障。同时,以大乘佛教作为强化政权的精神动力,大乘佛教成为统治者加强权力的工具,也给统治者带来了变革的动力,并影响着室利佛逝海上贸易模式的构建。从宗教和海上贸易模式来看,室利佛逝是东南亚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色符号。室利佛逝政权持续了约7个半世纪,在印度尼西亚诸多古国中存在时间之长是罕见的,通过构建东南亚海岛地区霸权和将大乘佛教定为国教,实现其统治的海岛地区的“印度化”。在对外关系上,室利佛逝与印度和中国的唐朝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为研究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印度化”及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外交”手段(1945—1949年)

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起,印尼便展开与企图继续殖民统治的荷兰的较量。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考虑到荷兰的强大军事实力,以苏加诺和哈塔为代表的印尼民族主义领导人深知单纯通过与荷兰的武装对抗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同时诉诸"外交"手段,一方面,积极争取阿拉伯国家、美国等国家和联合国对印尼独立国家身份的承认以及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同荷兰进行谈判,力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经过四年多的外交努力,双方签署圆桌会议协定,荷兰承认印尼拥有完全独立地位。

中立抑或选边?印度尼西亚外交行为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冷战初期,印度尼西亚出于与大国交往的历史记忆及促进国内政治团结的需要,提出“独立、积极”的外交思想,在冷战两大阵营间开展中立外交。印度尼西亚的中立外交并非等距离大国平衡外交,而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偏向性。1947—1952年表现为亲西方中立;1953—1962年表现为亲东方中立;1963—1965年则逐渐从亲东方中立走向选边站。印度尼西亚外交取向的演变取决于不同时期执政精英对其外交目标、角色的定位及相互竞争的大国对其目标和角色定位的回应。印度尼西亚力求在独立自主和实用主义间保持平衡,大国对其实施拉拢政策为其在中立主义框架下左右摇摆提供了空间。当大国政策不断挤压其摇摆空间,印度尼西亚则将实用主义置于首位,为实现其预定目标走向选边站。

“四轮驱动”构筑中印尼人文交流合作新格局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序幕的拉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强势发展,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当前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深化人文交流,构建人文共同体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情感理论,情感联系构成并维系着群体间认同和群体共同身份,共同情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灾难外交通过与他国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在援助国和受灾国民众之间搭建起积极情感交流的通道,培育出积极的共同情感,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灾难外交实践中,可以通过表征和互动两种路径以及尊重受灾国文化和情感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共同情感的形成。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印尼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合作重点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包括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旅游合作等内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中印尼')人文交流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