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转进与机制改革:中国国际法学教育与研究新考

尽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治理论体系导向早已确立,但由于思维观念的革新未能及时跟进,中国国际法学教育与研究还难以适应这一"历史新使命",且无法根本解决长期存在的"历史后遗症"、"思维缓调整"和"内耗综合征"等问题。改革创新中国国际法学教育与研究体制机制,不仅应遵循社会治理基本规律和基本常识、常理和常情,而且应以思维之革新为先导,完成由"传统问道"至"现代悟道"、由"移植借鉴"至"自觉建构"、由"传统课堂"至"现代网络"、由"计划体制"至"市场经济"、由"细化量化"至"和谐自洽"和由"知识垄断"至"群众话语"等思维观念的转进。

广西如何更好地服务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如今已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开展友好对话与合作的核心指南。在实践中,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实施离不开中国地方政府的主动参与和有效服务。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南亚陆海相连的省区,也是中国面向东盟友好往来和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广西服务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既有基础和优势,又面临着挑战,如何将独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将是广西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增强服务意识、开创新路径所需要回答的焦点问题。

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与公共政策目标例外

数据跨境流动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也由此成为RCEP、CPTPP、DEPA等区域经贸协定中电子商务章节的重要条款。主要区域经贸协定确立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但也为各国出于实现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实施相关监管规则设立了例外条款。我国目前实施的“本地储存,出境评估”的监管模式,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但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存在不尽协调之处,且在援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时可能面临挑战。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应坚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坚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权;健全数据分级分类规则,细化数据出境管理规则;建立数据出境“白名单”,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

《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与中国网络版权立法回应

《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具体包括突出侵权阻断的时效性要求、对“恶意”提交通知和反通知课以赔偿义务、调整错误通知的归责原则,并将恢复上架等待期设置为二十个工作日等。《中美经贸协议》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对中国网络版权立法完善形成一定挑战,其转化实施面临着合格通知的标准过于笼统、对“恶意”提交通知和反通知的惩罚措施缺失、“善意”的判断标准模糊、上架等待期的设置缺位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删除”规则的内化过程有助于促进该规则的有效运行,推动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变革,由此,建议应进一步细化有效、合格通知的条件,引入“恶意”错误通知和反通知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明晰“善意”的判断标准,并对“声明未侵权即恢复上架”的规则进行调整。

《个人数据保护法》之数据可携权: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法的应用

将数据可携权纳入个人数据保护法律体系的做法在发达国家日益普遍。新加坡作为数据强国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实践,特别是在系统化立法、专门机构设置、列举式阐释关键条文、分类管理各数据主体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为范式规则集合体。相比之下,中国对该议题在立法和实践层面尚缺乏成熟经验。基于此,文章首先详细阐述了新加坡数据可携权的权属定性、权利构成及特征,从学理层面深度剖析新兴权利的缘起与结构;然后从新加坡应用效果出发,明确其存在的正当性并探讨潜在的风险;最后立足中国实践,分析数据可携权的立法现状,并对重点条款比较分析,提出协调法益、细化保护数据可携权利对象、分类数据可携权适用场景等三条制度设置建议,力图找寻个人数据保护、数据流通和国家数据安全的利益平衡。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生物恐怖主义的法律治理

两用生物技术的发展与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高发态势加剧了生物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鉴于生物恐怖主义的危害性和严峻态势,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预防和打击生物恐怖主义的规范体系。但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我们需要将生物恐怖主义的法律治理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充分认识现有法律规范存在的不足之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以人民安全为最高价值目标,同时蕴含“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等实施要求,是引领我国生物恐怖主义法律规范建设的航标。未来我国生物恐怖主义法律治理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应对生物恐怖风险的法律规范;统筹兼顾,维护生物科技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协同合作,助力生物恐怖主义全球治理;从国家安全整体战略的高度,提升生物恐怖主义相关法律制度衔接,为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保障。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进步、局限与完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求我国进一步增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规范性、精准性和透明度,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及风险防控能力。《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目前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发展的最新成果,设置了常态化、固定化的安全审查机构,扩大了安全审查范围,细化了附条件通过审查的程序,并增加了审查决定的监督执行和违规处理程序,积极回应了新发展格局对其提出的制度供给要求。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在安全审查考量因素条款的设置、安全审查救济渠道及监督机制、防范化解风险的临时安全审查安排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或不足。将来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应设置全面的安全审查考量因素条款,构建审查机构权力监督制度,并补充防范化解风险的安全审查临时措施,为我国开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缅甸劳动法探析

缅甸推进新一轮民主转型后,积极承诺遵守国际劳工标准,劳动立法建设成为缅甸政府改革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缅甸在劳动领域进行的主要改革有加强劳动法律的立法和修订,制定系统性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规定强制性签订劳动合同和最低工资标准等内容,但缅甸劳动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劳动法律适用混乱、劳动合同模版僵化、不公平的解雇现象和终止雇佣合同的条件与程序复杂等问题。尽管缅甸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有相对清晰的适用范围和工作流程,设立不同劳动机构解决不同层级的劳动纠纷,但也暴露出缅甸在个人劳动争议和集体劳动争议中区分不明确,争端解决机构倾向于保护工人利益,缺乏有效的劳动仲裁机制等问题。因此,在缅甸投资的中国企业应熟悉缅甸劳动法律中对外企用工的特别规定、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模版要求以及依法保障劳动者权利。

国际法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与中国构建

国际法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社会建制、改制和创制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囿于在国际社会建制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错失对国际法"初始"话语权构建之机遇,使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时遭遇多重阻碍,究其实质,国际法话语权有其生成的基本要素和逻辑。面对逆全球化态势集中升温和全球疫情蔓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必要。中国需进一步增强国际法话语权构建的主体意识、全面积累话语资源、创新话语内容和丰富其多样性,以及打通话语路径,实现各话语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法话语权,为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出中国之声。

经济制裁与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

近年来,美西方频繁地将经济制裁作为武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孤立”政策,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由“被制裁者困境”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目前单独采取的一系列反经济制裁措施的效果都差强人意。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萌芽于各国的反单边经济制裁实践,通过构建全球以被制裁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力争同以美国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制裁企业网络相抗衡。在全球性的“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出现后,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就成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对中国而言,构建以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为目标的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能够有效降低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经济层面有效避免中美经济在短期内全面“脱钩”,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策略层面都具有其他反经济制裁措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是当前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反经济制裁解决方案。

印光和康德的契合点:以信仰引领道德——兼论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关于信仰与道德的关系,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的"儒佛双美论"强调,"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能使净土宗信众内心变得十分纯净,并且生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此力量可引领信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世俗的道德楷模;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对"至善"的追求和对上帝和天堂的信仰能引领人们严格地实践道德,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不畏惧因坚守道德而吃亏。由此可见,以信仰引领道德,道德因信仰而周全,此乃印光和康德在思想上的一个契合点。从这一契合点出发,我们关注和思考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国家安全视角下涉外法治建设的检视与完善

通过涉外立法保障我国国家安全,是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面临的重要命题。从改革开放后解决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风险与挑战,涉外法治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适应形势发展的涉外法治体系逐步形成。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亟待补全的短板,如维护国家安全的涉外立法的协调与衔接不足、实施机制有待完善、域外适用存在困境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涉外法治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不断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涉外法治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涉外法治的实施规则,并构建更加有效的追究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法律责任的域外适用制度,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