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湖北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考察

1938年秋,日军侵入湖北境内后,便开始设置慰安所。在汉口和武昌,日军建立了不少慰安所,汉口积庆里、武昌斗级营等成了日军的"花街"。湖北其他地区如荆门、新堤、峰口、新洲、鄂城、葛店、孝感、当阳、应山、嘉鱼、赤壁、沙洋、随州、浙河、通城等县市、城镇甚至村庄里均有日军的慰安所,其中不少是日军直接建立和管理的。大量证据表明,日本政府部门和日军共同建立了"慰安妇"——性奴隶制度。在这些慰安所中,埋葬了像袁竹林、毛银梅、宋神道等受害者的青春、欢乐与幸福,留下了她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日军“慰安妇”制度在海南实施的再考察

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在海南实施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间形成了一系列基本认识,此后便少见新论。据推算,至少有5000—7000名女性在海南受害。目前所调查的海南日军慰安所的数量有93处,海南当地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个案有168例。通过对史料的全域性整合、统计和量化分析,可以看到日军“慰安妇”制度始终围绕日军“南进”基地建设和资源掠夺的需要而进行。日军的军事行动、驻军形态和日本官方海外移民活动直接影响慰安所的时空分布和类型。台拓企业的深度参与和“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双重压迫,使得海南慰安所的设立方式、“慰安妇”的强征手段和来源呈现多样性的特点。“慰安妇”制度在海南的实施是日本战争支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系统性国家犯罪的具体体现。

吉见义明与“慰安妇”问题研究

吉见义明是当代日本左翼进步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他首先发现了日军“慰安妇”的官方文献,也是最早对“慰安妇”的概念进行阐释的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口述史料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他看来,“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强调该制度所包含的强制性和奴隶性。他撰写和出版了多部“慰安妇”研究著作,发表了诸多卓有见地的论文。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争取“慰安妇”权益。吉见义明的相关研究,不仅推动了日本政府早期“慰安妇”问题调查,而且对日本及东亚学界,乃至国际社会进一步深入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我家有四个女人被日本人抓去坏了名誉”--一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自述

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1938年3月,日军侵入崇明。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军才于8月28日全员撤离崇明。日军占领崇明期间,强行征用镇上一幢三层楼高的医院,开办了专门供日军使用的慰安所,并挑选镇上七名女子,即"七个姐"为"慰安妇",而朱巧妹亲戚当中就有四位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朱巧妹老人在家中病逝,终年95岁。生前,朱巧妹曾接受苏智良教授和陈丽菲教授的访谈,本文根据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