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科幻

科幻文学是科学时代人对自身本质内涵的重新确认,是新时代的“人学”。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科幻艺术与科幻产业蓬勃发展,为世界科幻发展增添了新气象。《科幻世界》杂志对推出科幻经典和发展科幻产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举世瞩目的贡献,不仅助力中国科幻的稳步前行,而且成为中外科幻文学、文化和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2019年开始关注科幻研究,并开设了“科幻新视界”专栏,意欲为中国科幻的学术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并得到吴岩、黄鸣奋等科幻界学术大家的鼎力支持。本期,本刊请到东北师范大学首批资深教授、中日科幻文学研究领域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当代科幻文学研究”负责人孟庆枢教授和资深科幻出版人、《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先生做客“对话大家”专栏,请二位专家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以“对谈”的方式,围绕“科幻文学与苏联科幻、日本科幻”这一话题,谈谈当下新时代科幻文学、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以期为建构中国特色科幻文学、艺术和文化图景贡献智慧。对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辛苦付出,我们深表敬意和谢意。希望更多学人参与讨论。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系列之三 日本有“反战文学”吗?

从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直到战败为止的十来年间,整个日本文坛全面军国主义化,先前反战的＂无产阶级作家＂也大都转向（变节叛变）了。反战文学、抵抗文学几乎绝迹,连被我国学者视为＂反战＂、＂抵抗＂的几个日本作家,实际上也没有反战。对于法西斯侵略国而言,真正的＂反战文学＂,应该是战争中的反战文学,不能以战前或战后发表的某些作品为据断定日本有反战文学并予以过高估价。

《大唐西域记》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自从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中心,新的现象随之而生历史文化的力量,在外交活动中越发显示出重要性。这在中国印度近年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5月,莫迪当选印度总理。李克强总理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在交谈中,莫迪告诉李总理,中国唐代玄奘曾经访问过他的家乡。

印度诗学研究的重要开拓:《研究》评述

近期出版的中国首部《舞论》研究专著《<舞论>研究》基于翻译与研究的双向互动,对古典梵语文艺理论名著《舞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探索。该书结合跨学科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体现出清晰的学术自觉与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

一般翻译学的建构缺失与“译文学”之补益

本组笔谈可视作一学案研究尝试。学案研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近年来日益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学案研究就是对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点或某一段具体脉络进行深入考察的案例性研究,它可能涉及一个重大的学术概念,也可能是围绕一系列关键的学术人物。这种方法有助于展示学者或学派学术思想的渊源、具体演进过程并反思其所取得或具有的成就与局限。本期推出的以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王向远的学术成果为案例的学案研究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王向远教授的新作,展示了作者在翻译学研究上的最新思考成果。作者提出的"要使‘翻译’从动态实践活动转为静态的知识形态并加以观照,就特别需要强化‘译文’在翻译学建构中的地位,让‘译文学’的概念范畴成为‘翻译学’概念范畴的一部分,并把‘译文学’的概念提炼方法与建构原理延伸到一般翻译学中,以使翻译学逐渐臻于完成、臻于完善"的相关看法,具有颇多的启发意义。而吕睿的文章则将王向远教授的学术探索作为个案纳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具体实践背景中作了一番考察,这种考察具有个案剖析的优势,其实又超出了个案本身,而对我们进一步拓展、推进相关学术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诗镜》与仓央嘉措情歌

檀丁的《诗镜》是印度古典梵语诗学重要代表作之一,于13世纪传入中国西藏,对藏族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美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仓央嘉措即为其中一例,他虽然身为六世达赖喇嘛,但是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写出许多描写爱情之诗,汉译为“情歌”。仓央嘉措情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体现了对《诗镜》理论的实践与尝试。在美学层面上,仓央嘉措情歌再现《诗镜》理论之精华,具有文辞韵律之美且有所创新,关注精神感受的表达,把握情歌情感表达的精髓,因而独树一帜,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主题学在德国的发生学意蕴

作为比较文学重要领域的主题学,最早发端于德国。18世纪德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为此准备了温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民俗学研究形成热潮。以赫尔德为首的德意志语文学学者们在"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双重视野下,发现了比较文学这一兼容的交感区域。到19世纪末,科赫将主题学研究的内容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日耳曼语文学中严谨的实证主义学风,也促进了主题学研究的壮大。到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主题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积极、全面地发展。主题学的发展史,显现出了发生学思想的历史主义特征。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纵横建构论析

马克思早期关于"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东方观,基本上是对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继承发挥,继而从资本主义研究的需要出发,把"亚细亚的"作为一个参照,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对"亚细亚的"(东方的)、"古代的"(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欧洲中世纪)三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原始所有制"做了横向的比较分析,指出了"亚细亚的"特点;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序言中,将"所有制"层面转换为"生产方式"层面,把"亚细亚的"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做了纵向的动态论列,确立其历史位置;到了《资本论》,则把"亚细亚的所有制"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两种层面、横向定性与纵向定位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亚细亚的"理论,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纵横建构。有必要从西方的东方学思想史的角度,对马恩著作中散见的有关论述及东方观加以梳理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其形成发展的阶段性、内在理论逻辑的辩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