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进口背景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制造业就业的视角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往对中国贸易的研究多是从供给端出发,然而从需求端来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有几何?本文在扩大进口战略背景下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视角对中国进口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中国出口,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实现正增长,但是两者关系会在不同贸易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时间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等方面展开了机制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过“世界市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失业率,但同时也需警惕“进口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形势下不良资产基金化运作模式、障碍与对策

当前新形势下,不良资产处置面临较大压力。不良资产基金化运作在提高处置效率的同时,能更好地对不良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挖掘和提升,纠正资源错配,实现不良资产处置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从不良资产基金的运作模式来看,目前主要可以分为处置转让和交易撮合、资产重整盘活两大类模式。但就现状来看,由于不良资产行业二级市场活跃度不足、资管新规对基金募资能力提出挑战、不良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存在短板以及相关制度规定有待完善等原因,不良资产基金化运作仍然面临障碍。通过推动不良资产投资机构健康发展,培育建立私募基金份额公开转让市场,消除不良资产证券化相关障碍,并进一步强化相关制度保障,能够促进不良资产基金的快速发展。

中国家庭部门负债现状、风险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中国家庭部门债务规模快速扩张,负债期限不断拉长,住房贷款占比不断上升,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也随之增加。由于家庭部门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债务期限结构趋于中长期化、债务负担增长过快、加杠杆速度过快,再加上当前我国应对家庭不良债务处置和破产的机制不健全,家庭部门债务扩张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趋于上升,长期而言或抑制经济持续增长。为此,建议完善家庭债务增长的约束机制,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强化对金融机构信贷行为的审慎监管;加快制定和出台家庭破产的法律法规,构建家庭部门债务危机处置机制;建立家庭部门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对负债结构、负债利率和负债家庭基本特征的监测。

公司债务悬空的影响及应对方法研究

债务悬空是公司债务负担超出其偿还能力的现象。当前,部分企业信用风险持续暴露,陷入债务悬空企业日益增多。债务悬空会使公司陷入投融资“僵局”,甚至陷入“死亡螺旋”。事后谈判、事前自动触发式应对方法有望有效应对债务悬空。前者在激励相容视角下,通过股东和债权人对剩余债务进行谈判,实施债务重组,调整公司资本结构,应对债务悬空;后者通过发行能在特定条件下触发债转股的债务融资工具,应对潜在债务悬空。

新时代公司银行业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视角

产业结构特征决定公司银行业务需求。面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期,商业银行应从产品创新、风险管控和客户拓展等三个方面推动公司银行业务转型。一是丰富公司银行增值服务产品和业务模式;二是创新公司银行业务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三是以产业链生态圈核心企业为抓手,打造综合性公司金融服务。

解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基于流量与存量数据辨析的视角

社会融资规模是判断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变量。文章以存量和流量数据辨析的视角对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流量数据的变化特点和趋势进行了探究和分析。由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同比受基数效应影响较大,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季节性调整后的环比(季度)折年率对于跟踪宏观经济走势具有较高指导意义。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显著慢于增量数据,且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变动速度显著慢于增量数据结构变动。存量与流量数据之比的数学特性是造成中国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客观原因。

我国公司分类之反思与重塑

我国首部公司法承袭了大陆法系公司分类的传统路径,以规模为主要标准确认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我国公司类型的基本形态。舶来的公司分类在本土化之初就偏离了公司法的理论预设。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在人合性、封闭性及规模标准上并无差别,近年来随着公司法不断调整,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差异逐渐缩小。商品经济及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造成公众公司与封闭公司之间,在公司内部权力配置及公司治理外部性上不容忽视的差异,需要公司法提供不同的公司治理规则范式。

中国金融周期波动与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随着金融产品服务在经济市场中比例不断上升,实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且金融市场中的变量有着自身特定的波动轨迹,理论界开始了对金融周期运行规律的探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AMC业务的开展与金融周期的波动密切相关。金融周期是不良资产供给周期的反向先行指标,同时是AMC处置收益率的正向领先指标。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将继续释放,金融周期下行趋势不改,AMC行业需以加大收储力度为宜,在保持战略定力、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优化行业经营环境,积极促进合作共赢,以整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转型的最终实现。

银企距离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

伴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与银行网点数量的扩张,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银行网点距离数据,分析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需求侧来看,长期信贷占比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供给侧来看,银企距离的缩短增强了关联银行产品承销动机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同时避免信贷资金回流金融体系造成的系统风险。

供应链关联、违规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

金融市场中的个体往往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动态网络结构,个体风险可能会通过其中的关联关系产生市场连锁反应。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公司违规行为的市场影响及其产业链关联传染效应。结果表明:公司违规行为显著增大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区分违规主体类型来看,股东违规行为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明显,而管理层违规行为显著增大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其内在机制解释是管理层违规行为增加了公司的垂直委托代理成本,影响了公司运营效率,从而增大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此外,公司违规行为的市场风险会影响其一级供应链上下游关联企业的运行效率,使证券分析师提高对供应链关联企业的关注度,增大关联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会通过金融市场中复杂的关联网络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这对于监管层加强对违规风险的监测和防范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审计能否改善政府研发补贴的效果?——基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

国家审计为解决研发补贴低效率和提高国家财产安全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本文以2012-2019年省以下地方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年发生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研发补贴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从总体上并没有显著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第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后研发补贴显著提高了地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审计独立性增强改善了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的效率;第三,从渠道来看,国家审计通过增加对地方国企的外部监督、增强对地方国企高管的认证激励以及减少政府对地方国企的过度补贴等渠道改善研发补贴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审计独立性改革、提高研发补贴效率和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创新导向团队薪酬及其契约设计的实验研究

团队合作是现代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工作方式,团队薪酬的模式选择与契约设计对于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设计了一项奶茶店团队经营实验,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不同模式下团队薪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团队薪酬中探索性薪酬的授予范围和业绩考核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相比,探索性薪酬模式下实验团队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创新产出更多;对于授予范围来说,与不授予探索性薪酬、较小范围授予探索性薪酬及全部授予探索性薪酬模式相比,较大范围授予探索性薪酬时实验团队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创新产出更多;对于业绩考核强度来说,与宽松型业绩考核强度和严格型业绩考核强度相比,适中型业绩考核强度下实验团队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创新产出更多;团队的风险规避程度同样影响创新绩效,探索性薪酬模式下风险偏好的团队普遍有更好的创新投入表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团队薪酬及其契约设计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为企业设计创新导向的团队薪酬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城市流强度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与应用

空间权重矩阵是衡量区域空间效应的重要变量,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直接决定了空间定量分析的准确程度。文章通过对各类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式进行归纳分析,兼顾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和要素流动条件提出了基于城市流强度的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法。通过构建基于城市流强度的空间权重矩阵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系,有效揭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回流特征。实证表明基于城市流强度的空间权重矩阵能更充分反映地区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是更为可靠的空间关系描述分析手段。

把握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新机遇

新形势下不良资产管理行业迎来新机遇第一,从严监管趋势不改,不良市场业务空间扩大。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释放"不良认定趋严"的信号。2018年2月,银保监会出台《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将90天以上逾期贷款全部归类为不良贷款;2019年4月30日《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发布10天之后,银保监会又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将逾期60天的贷款也纳入不良,并将贷款五级分类扩大至所有金融资产。

政商关系对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4-2016年95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政商关系对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商关系越"亲清",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越低。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两者存在互补关系,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政府透明度、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减轻企业税外负担、律师等市场中介服务条件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对降低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为显著。此外,政商关系对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还存在异质性影响,相比低不良贷款率省份和外资入股的城市商业银行,"亲清"的政商关系更能降低高不良贷款率省份和无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本文的研究对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和防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及对策

中小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模式转型升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小企业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应对突发事件造成冲击的能力较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历史与对比分析法,充分借鉴2003年“非典”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并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新冠肺炎的特征,从需求、供给、通胀、区域与行业等多角度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此次疫情中中小企业所受冲击,进而从政府政策、企业自身、社会民众等不同角度提出助力中小企业顺利度过疫情难关的对策。

当前市场化债转股股权退出面临的问题、原因及改进建议

债转股是去杠杆的有效工具。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自启动以来,已取得一系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着一些现实障碍。由于退出机制不健全,项目落地进度不及预期。目前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模式更为多元化,对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的需求开始增加,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如退出方式的可操作性较低、股权转让周期长、债转优先股退出难度较大等问题。债转股股权退出难的主要原因,与股权回购退出的制度基础不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监管约束较多、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发展尚不成熟、股权转让受让主体活跃度不足等有关。为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债转股股权退出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债转股股权交易场所设置,完善股权回购的配套措施,适度调整股权转让相关监管政策规定,优化债转优先股机制设计,完善债转股定价机制并规范转让行为。

基于时间相依Cox回归的动态财务预警模型及实证

本文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财务因素,加之公司治理、宏观环境等非财务因素出发,利用共线性检验和时间相依Cox回归构建动态财务预警模型,并与经典的Cox模型、logit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的特色有二:一是通过时间相依Cox回归模型,构建随时间而变化的预警指标数据与财务危机之间的函数关系。利用偏似然估计、Breslow估计量分别拟合回归系数和基准危险强度,构建财务预警模型,预测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每个时间点上的财务危机概率。相比于基于传统Cox模型的预警研究仅用一期的截面数据建模,本研究考虑了预警指标的动态变化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涵盖了更多的历史信息,达到提高预警精度的目的。二是考虑第一类错误“危机企业判为正常”与第二类错误“正常企业判为危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差异,衡量预警的“错误成本”,以错误成本最低为目标,反推出财务正常和财务危机之间的预警阈值,实现了对财务危机发生与否的提前预警功能。经过实证,本研究的财务预警模型精度较高,尤其对财务危机企业的正确识别率达到75%。相较于传统的Cox回归、logit模型,危机企业的正确识别率更高、错误成本更低。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水平是对企业财务风险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

基于决策树集成的债券发行企业财务预警研究

在我国,债券发行人中财务危机企业数量远小于财务健康企业,样本的非平衡性导致一般的财务预警模型在训练时对财务危机企业的特征挖掘不足、预警精度低。利用“聚类Bagging”集成方法,将样本数量较多的财务健康企业样本分成多组,将多组财务健康样本与财务危机样本进行两两配对,形成两类样本大致平衡的多个训练子集。在多个训练子集上分别构建决策树模型作为基学习器,使得决策树基学习器可以大致同等地学习健康样本与危机样本的特征。利用基学习器在测试集上的预测精度AUC值作为权重,对决策树基学习器进行加权,得到决策树集成模型,作为最终的财务预警模型。以制造业债券发行企业为样本,实证对比发现基于决策树集成的财务预警模型精度更高,说明本模型能够在总体预警正确率较高的前提下提高对财务危机企业的正确识别率。

产业结构升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也要切实防范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本文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构升级均促使商业银行主动加大对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从而提高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被动风险承担,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当前以引导银行业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为导向的信贷政策存在“产业结构升级——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的正反馈机制和螺旋上升效应,但这一过程需要以提升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作为保障,以防止信贷风险的过度积累。为此,应当坚持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同时更好地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减少政府各类隐性担保,防范道德风险;推动商业银行强化内部管理,应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改造风险控制系统,提高信贷风险控制能力;引导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的结构设计,丰富风险缓释手段,优化风险分担机制,以市场化方式分散信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