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3)

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与现状——近十年来“华中乡土派”的村治研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华中乡土派"在其中独树一帜,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一直延伸到对农村社会运作逻辑的研究,研究重心不断下沉。以乡村治理为关键词,分三个层面总结"华中乡土派"近十年的研究路径与现状,以期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有所启示。

从乡村全面振兴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之路——贺雪峰教授访谈

○桂华(以下简称“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构成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理论界和政策界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您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可否结合您的最新著作《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若干问题解读》(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乡村的视角》)分享一下您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观点?

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内卷化与创新科层化——职能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标的物,并被科层体制所吸纳。基于苏中JY区的调研发现,将创新目标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推进创新实践,强制扩散推广创新经验,即创新科层化,成为当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机制,并引发了创新泛化、形式化和悬浮等问题。以竞争强度—竞争空间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和标的物的特点,可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竞争强度与竞争空间不适配,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竞争内卷化,是创新科层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重新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的限度,重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政府间协作和群众动员,有助于问题解决。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

本文通过对构成乡村治理基本结构三方面的要素,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以及乡村关系状况的考察,区分出四种可能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然后讨论了乡村治理类型的区域分布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分解乡村治理的结构,为抽象的乡村治理制度研究具体化、为可以实证展开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据此思路,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

村干部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对乡村治理状况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要理解村干部的行为模式,就必须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村干部虽然是自上而下行政建制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但其本身并没有被纳入行政体制进行管理,也不构成自上而下官僚体制的内在部分,而属于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性建制的部分。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个导论

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当代乡村治理得以发生。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而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任务直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真正得以完成,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也得以确立。分田到户以后,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从农村部分退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推行农民本位的改革,村组的制度型权力逐步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危机。由此,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就是村庄制度型权力与策略型权力的双重变奏。

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一、引论2006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农业税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皇粮国税已内化为中国农民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河北民谚'交了粮,自在王'(梁漱溟,2004:140),'自在王'是说国家不扰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原因不是国家不想治,而是传统国家是典型意义上的弱国家,缺少深入社会的治理技术。'自在王'的前提是'交了粮','皇粮国税'不可免。但是,皇粮国税不能太重,必须轻徭薄赋,税赋太重就会引发严重问题。

系统厘清乡村振兴的五大核心关系——评陈文胜教授新著《中国乡村何以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到底振兴什么、怎么振兴、谁来振兴,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陈文胜教授所著《中国乡村何以兴》应时而生,该书立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远景,系统厘清了乡村振兴的五大关系,包括政治与政策、战略与策略、城市与乡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政府与市场,这五大核心关系直接关涉我国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乡村治理与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1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非常特殊.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城市化有其规律性,但中国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到位、特别的理解就容易犯错误.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已经形成,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这种制度政策优势我们称之为“制度红利”.中国的城市化在全世界之所以能够独特,与我们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探析——基于“团结结构—资源禀赋”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全国四个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进行典型个案解剖与类型比较,以“团结结构—资源禀赋”为分析维度,对新乡贤振兴乡村模式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的结构状态塑造了新乡贤的四种行动类型,即公益行动、道义行动、形式行动、经营行动。只有在强团结/弱资源和强团结/强资源结构下,新乡贤的行动才表现出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一面,不会出现排斥弱势农民群体的现象。研究进一步辨析了新乡贤的内涵,拓展了新乡贤振兴乡村的作用机制分析,亦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实践逻辑及时代任务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经历了自主性建设时期、全能管控时期、改革建设时期、均衡发展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时期的功能定位,适时调整治理目标、治理模式,从引领型治理、管控型治理、协同型治理向统合型治理转变,持续推动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构建起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适用性模式及体系。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总结运用好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以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为导向,以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强化党对乡村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以农村党建统合乡村治理,构建起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雇用抑或外包:高治理负荷下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基于福建橙镇“两巡”任务的分析

政府的雇用和外包本质上都是从组织外部吸纳治理资源,但是以往文献大多将两者孤立开来讨论,少有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进行分析。论文借助橙镇“两巡”任务执行案例,构建了“行政权威依赖-行政风险”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雇用与外包之间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完成任务的高行政权威依赖和执行过程的高行政风险,使橙镇必须采用雇用模式执行违建巡查;完成任务的低行政权威依赖和执行过程的低行政风险,为橙镇选择外包模式执行安全生产巡查留下了空间。(2)在向上负责制的背景下,为了保障升迁之途顺畅,官员既要确保任务能够有效完成,也要保证任务执行过程的各项风险能够得到控制。因此,只要完成任务需要高度依赖于行政权威或者执行过程潜在的行政风险较高,雇用模式都将成为首选;只有当完成任务对行政权威的依赖低并且执行过程潜在的行政风险低,外包模式才会成为可选项。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以红色物业为例

通过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弥补社会治理短板的一种方式。根据党建引领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将红色物业的类型划分为党政嵌入型、群众动员型、行政兜底型。政党可以通过动员和强制两种方式介入社会治理当中,具体体现为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动员,以及对行政力量的领导。政党根据社会治理运行的状况以及当前物业管理体制与小区治理之间的适配情况,通过机制优化和体制转变的方式,分类解决当前不同小区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政党是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它的良性运转依赖于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

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村庄规划范式的探讨

当下村庄规划大都借鉴城市规划,是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规划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主体需求的制度安排。村庄的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都不同于城市,这将重组规划的假设和前置条件,因此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范式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范式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村庄的特质,指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并认为村庄规划是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村庄规划应注重社会关系,促进沟通、协调和共识构建,规划师也要调整自身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