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程度、政策支撑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与差距,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也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态势,因此,在推动科技金融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应关注各区域间发展的联动性与平衡性。通过从纵向及横向角度分析科技金融和高技术产业二者间的影响机制,选取2010—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与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度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以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引入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对科技金融之于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推动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其推动效应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性;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均显示出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且推动效应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未来,国家应从全国与区域两个层面加快提升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积极稳妥地实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数字经济的来临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也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通过分析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创新三个维度构建了省域数字经济指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且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地区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显著地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种驱动因素对数字经济发达区、较发达区和欠发达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

近年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进入新阶段,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得到稳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机制初步形成。展望未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发展不平衡,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美国供应链政策的极端化转向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新技术变革要求,给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为此,我国应发挥好、培育好核心竞争优势、基础竞争优势、配套竞争优势和治理体系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内外治理体系融通发展。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人》在2017年8月,从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发展的影响、雄安新区的基本情况判断、雄安新区建设与展望、雄安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等5个方面出发,设置25个问题对国内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及学者群体进行定向问卷调查。调查发现,研究人员对雄安新区的发展与建设普遍持乐观态度,但乐观中也带着审慎,他们并不认为雄安新区的宏大目标能轻易实现,研究人员们普遍认为雄安新区需要经过30年左右的建设与发展时间才能成效显著。

研发投入、基础研究与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

本文基于R&D经费投入、基础研究竞争情况双视角,运用2011~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探究R&D经费投入规模、占比与基础研究竞争情况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发现,R&D经费投入规模、强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R&D经费投入的增加对数字普惠金融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础研究竞争指数,旨在探究地区间基础研究的竞争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基础研究竞争能力与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辖区内基础研究竞争力的增加对数字普惠金融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七大举措

一、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在新形势、新发展格局下,把握与厘清改革的本质与内涵,回归改革常识,回归改革的基本面,加强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广度与深度,强化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与协同高效。要深刻认识到改革各级政府机构是建设副中心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做大做强做优交投、城投、产投三个投资平台,增强投资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代表政府的投资意志和投资倾向.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产业链创新吗?——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转型升级是未来的必然趋势,这将对产业链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构建一个包含数字经济与产业链创新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链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测度产业链创新指数,从创新投入和创新利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金融危机之后、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对外技术依存度较低的产业链中尤为显著;门槛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经济促进产业链创新的边际效应得到显著增强。

高频被引文献视角下中国经济学70年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经济学从扎根到成长再到成熟的7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在探索中缓慢成长,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中国经济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学不仅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而且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权威性和引领性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学者队伍和经济学研究阵地.从新中国成立后565篇经济类高频被引文献的视角,对文献的发表量、被引量、下载量以及作者和来源期刊进行分析,并对经济类高频被引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孙冶方、平心、骆耕漠、林毅夫、张军等诸多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研究者,也出现了《经济研究》《中国金融》《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培养经济学人才的主要基地.

中国铜消费影响力

铜供应增长过快、消费预期受限和期铜金融属性很大程度上影响铜价走势。如果产量与进口量下降,消化一部分过剩量,且需求支撑因素保持坚挺,可看好四季度乃至更长期的铜价。预计中国未来铜市场需求水平依然会有所增长。

中部欠发达地区实现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五大关系--兼论加快推进陕南地区高质量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区域统筹发展关系重大。受经济、文化、历史和区位等诸多因素影响,不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中部地区一些省份内部的发展也有梯度差异。陕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区,其南北差异明显、互补性较弱、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陕南地区占陕西总面积的35%以上,而2023年其经济总量在陕西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却为11.7%,传统产业比重较高,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面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欠发达地区要精准把握发展机遇,在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发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基础上,科学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化保护、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因地制宜与创新发展、内部协调发展与奋力争先、区域发展定位与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五大关系,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为导向,充分发挥陕南的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发展新突破,高质量推进陕南绿色循环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间传统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发生明显改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各区域突破地理环境限制,培育新动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新突破口和重要渠道,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邀请相关专家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优化,数字经济在打破区域合作藩篱,促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展开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可以增强产业链安全吗?——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

基于2002~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安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于产业链安全的增强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数字化软件和服务方面,高端软件以及高级信息服务进口依赖性成为制约我国产业链安全水平提升的因素;数字经济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产业链安全呈现显著负效应。鉴于此,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数字技术投入,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资源型数字经济发展和增强产业链柔性,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开放,强化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以维护数字经济安全和产业链稳定。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塑作用,从产业结构、能源使用效率、低碳生产过程和低碳消费四个方面助力制造业低碳发展。文章建立碳经济—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生态约束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低碳发展经历了由中度失调到优质协调的转变,实现了由低水平相互制约到高水平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的升级,并且数字经济系统推动了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的攀升。为实现制造业低碳发展,提出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和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低碳转型等路径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政府数字化转型促进营商环境优化了吗?——基于东莞市的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时代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全方位提升履职效能、优化政务环境,助力营商环境优化跑出“加速度”。文章从理论情境、逻辑主线与关键举措等方面剖析东莞市以数字政府和“智网工程”建设为典型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发现:广东省东莞市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变了政府职能行使方式,推动了政府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改革,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关键驱动力。东莞市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进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坚持规则先行与法治保障并重,坚持整体一盘棋、一网办,强化数字赋能与网格支撑,提升数据统筹治理与应用。

数字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自主可控是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键,也是新发展格局的微观基础。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间品进口数据构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衡量指标,基于1997—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效应在2016—2018年间以及盈利能力较强、国外供给依赖度较高的产业链中更加明显,但是这一提升效应并不存在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间接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