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及政策思考

目的本文通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区域分布和高龄化特点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全面综合制定人口发展的总战略、积极调整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和建立适应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3个方面,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政策和建议。

农业人口流出行为、意愿与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

基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2016流出地、2016流入地和2017流入地三项调查数据,采用双来源数据耦合比较方法,从农村和城市双向视角对当前农村家庭与城镇化的联系程度、流向以及就近城市群首位度进行了描述,对未来农村地区人口转移潜力以及城市群的产业布局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近半的农村家庭已经投入到城镇化进程之中,11.6%的农村家庭已经常住在城市,36.1%的农村家庭有家庭成员常住在城市;未来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出意愿不足,异地城镇化路径存在阻滞风险;中、西部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不足以支撑农业劳动力就近城镇化。进一步提出思考:逐步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向户籍人口城镇化转变;优先解决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

中国人口六类残疾流行现状

目的 了解2006年中国人口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和精神残疾的流行现状。方法 参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于2006年4月1日0时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2526145人进行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对6类残疾的流行现状进行分析。结果 （1）全国总现患率为6．39％，与1987年的4、90％相比，升高1、49个百分点。其中肢体残疾现患率最高，为2.34％；言语残疾最低，为0．53％。（2）全国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占29．49％，三、四级的中度和轻度残疾占70.51％，言语残疾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所占比例超过65％，精神残疾该比例超过45％，为6类残疾中重度残疾比例最高的两类残疾。（3）年龄、性别、居住地均与6类残疾相关，有统计学意义（P〈0．001）。（4）在各类残疾中，先天因素对言语残疾、智力残疾中的作用最大，分别占22、67％和22．41％。结论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2006年中国残疾人具有以下特点：老年残疾人比例高；残疾等级以中轻度为主，但重度残疾比例不低；农村残疾人比例高和致残原因多元化。

神经管畸形营养干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育龄妇女使用孕妇复合营养素的影响,为开展人群干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全国选取7个省,进行孕妇复合营养素干预引入性试验。每省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县市中各抽取1个县和1个市区,在确定样本县市后再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正计划怀孕的妇女和调查时已怀孕的妇女5593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育龄妇女有愿意使用孕妇营养素意向者占47%,实际使用孕妇复合营养素的育龄妇女仅占3.4%。家庭成员支持是妇女孕妇复合营养素使用意愿的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是影响孕妇复合营养素使用的关键因素。结论社会经济各因素影响育龄妇女对复合孕妇营养素的使用,家庭成员支持是妇女孕妇复合营养素使用意愿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社会医疗保障与健康老龄化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医疗保障现状,阐述老年人口医疗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老年人口医疗保障面临的诸多挑战,从社会医疗保障角度,提出实现我国老年人口健康老龄化的建议。

中国初婚妇女不孕症省际差异及与经济发展关系

目的了解中国初婚育龄妇女不孕症的省际差异及与各省经济发展的关系。方法基于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共获得符合研究条件的嵌套在30个省级单位内的3 414名育龄妇女样本,利用二层logistic回归模型等进行分析。结果中国不孕率为18.0%(95%CI=16.7%～19.3%),二层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孕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省份人均GDP水平与个体不孕风险呈负相关(OR=0.64,P<0.05),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则与个体不孕风险呈正相关(OR=1.04,P<0.05)。结论中国的不孕症存在省际差异,并与各省经济发展状况相关,其中的作用路径有待进一步研究。

贵州省围孕期妇女服用复合营养素预防神经管畸形效果的研究

神经管畸形是出生缺陷中的高发疾病,通过在贵州省6个县对计划怀孕妇女进行围孕期补充复合营养素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通过复合营养素的补充可以使神经管畸形的发生降低70%。在广大农村地区,应该积极开展围孕期保健,提高出生人口质量。

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水平和流行病学特征

目的研究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水平，分析主要出生缺陷的分布和流行病学特征。方法在出生缺陷高发的山西省选择2个高发县作为调查现场，对调查地区2002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孕满20周及以上的所有出生人口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回顾性调查。结果调查地区2002—2004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844．2／万，发生率位于前五位的出生缺陷包括腹股沟疝（182.2／万）、无脑儿（104．4／万）、先天性智力低下（79．4／万）、先天性心脏病（73．2／万）和脊柱裂（63．9／万），前五位出生缺陷占全部出生缺陷的60％。国内外出生缺陷统计分析一般不包括腹股沟疝、鞘膜积液、隐睾和先天性智力低下，如果不包括这四类出生缺陷，调查地区出生缺陷发生率为537．2／万，位于前五位的出生缺陷分别为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脊柱裂、脑积水（40．5／万）和脑膨出（31．2／万）。男性出生缺陷发生率为966．2／万，明显高于女性（640．4／万）。孕产妇年龄〈20岁组和〉30岁组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高于20～24岁和25～29岁年龄组。低龄孕妇发生神经管畸形和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甚至显著高于高龄孕妇，孕产妇年龄〈20岁组神经管畸形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分别是408．8／万和188．7／万，而〉30岁组两类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分别为204．8／万和91．O／万。出生缺陷发生率随着孕产次的增加而明显提高。结论中国高发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流行病学特征，尤其是神经管畸形异常高发。不仅是高龄孕妇，20岁以下的低龄孕妇同样是一些出生缺陷发生的高危险因素。

中国出生缺陷高发地区不同监测时段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比较分析

目的比较分析不同监测时段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的差异及不同出生缺陷的诊断时间分布特征。方法在中国出生缺陷高发的山西省选择2个高发县作为调查现场，对调查地区2002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孕满20周及以上的所有胎儿及婴幼儿开展出生缺陷监测工作，调查监测出生缺陷主要包括体表和内脏畸形。结果结构性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随着监测时段的延长而显著提高。从孕20周监测到孕27周、出生后7天、1周岁和3周岁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为17．6‰、34．0‰、43．6‰和53．7‰。如以孕28周到出生后7天作为常规监测时段，监测时段提前至孕20周，则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为常规监测的2．1倍；如果监测时段在提前到孕20周的同时向后延长至生后1周岁和3周岁，则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分别为常规监测的2．7倍和3．3倍。不同出生缺陷诊断时间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绝大多数神经管畸形病例在产前或出生后7天内被发现而诊断；唇裂、唇腭裂、多指（趾）、外耳畸形等易于观察诊断的体表畸形，多在出生后7天内被诊断；内脏畸形多在7天后随年龄增长逐步被发现，相当一部分在1岁后被诊断。结论在调查地区现有诊断技术水平条件下，监测时段为孕28周到出生后7天的出生缺陷监测仅能发现1／3左右的结构性出生缺陷病例。提示：孕20周至27周、孕28周至生后7天及出生7天以后不同监测时段发现的主要畸形种类不同，对这一时段监测特征需要在今后全国同类工作中加以充分考虑。

中国不孕症疾病经济负担分析

目的估计不孕症的疾病经济负担,为不孕症治疗提供费用方面的研究背景及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中国2008年不孕症患者为对象,以家庭为基础,利用不孕率;不孕症就诊率;不同治疗方式的使用情况和治疗费用;误工情况和交通费用;以及治疗导致的孕产妇发病情况等,进行治疗方式及疾病经济负担种类的估算。结果 2008年不孕症的疾病负担,平均每对夫妻为21 718元,中国2008年不孕症的总疾病负担,估计为810亿元～2300亿元。其中辅助生育技术的贡献率超过50%,手术治疗贡献率约为30%,药物治疗最低,约17%;直接医疗费用所占份额为92%,直接非医疗费用、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所占份额合计为8%。结论不孕症带来的经济负担比大多数疾病更为沉重,且近50%来自于体外受精相关费用,同时直接医疗费用占疾病经济负担的绝大部分份额。

中国出生缺陷区域发生水平的Kriging插值模拟研究

目的整合文献数据和原有调查数据，绘制中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阶梯地图。展示中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的地理差异和区域性集中趋势。方法利用1987—1988年调查数据为基础，查询1988—2002年间发表文献中关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数据，在ARCGIS软件的支持下，利用Kriging插值，分析各个区域的出生缺陷发生水平，绘制出生缺陷发生水平地图。结果通过文献数据和原调查数据相结合，完成连续平滑的中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模拟地图，提示中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的区域特征。结论利用Kriging等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可以实现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的估计，较为准确的反映中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的分布特点。

计划与非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差异的分析

目的分析计划与非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异，估计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方法利用无锡市2002—2004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资料，共调查1628名孕产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孕妇生育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后估计了计划怀孕在降低围孕期孕妇用药、工作和生活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及一些不良行为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结果在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比例为73．2％，城市孕妇计划怀孕比例略低于农村孕妇，生育年龄在30岁及以上的孕妇计划怀孕比例显著高于生育年龄低于30岁的孕产妇。计划和非计划怀孕孕妇在服用药物及熬夜等不良行为暴露比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划怀孕组可疑致畸药物和有熬夜习惯的暴露比例分别为2．5％和2．9％，显著低于意外妊娠组的6．0％和5．5％。在控制生育年龄等因素后，与非计划怀孕孕妇相比，计划怀孕孕妇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熬夜的比例分别降低了60％和50％左右，饮食无规律、长时间上网及看电视的比例约降低了1／3左右。结论计划怀孕可显著降低孕妇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及一些不良行为因素的暴露风险。降低非计划或意外妊娠发生比例，提高计划怀孕比例是一项经济有效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

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与常见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风险的关系

目的探讨出生缺陷环境危险因素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成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组为2002—2004年在无锡市各医院住院分娩的、出生缺陷监测在孕28周到出生后7天内发现的结构性出生缺陷胎（婴）儿，共388例；对照组为同期在无锡市各医院住院分娩的正常活产儿，共1607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生育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后，估计各类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的关联强度。结果在所研究的环境危险因素中，导致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最高的是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工作，OR值（95％CI）为5．37（3．60～7．99）；围孕期生殖道感染，孕早期发生持续24h、38．5℃以上高热及服用安眠镇静药和抗惊厥剂等可疑致畸形药物均可显著增加结构性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OR值（95％a）分别为3．38（1．33～8．56）、3．57（1．73-7．37）和2．75（1．57～4．83），但怀孕前半年内口服避孕药与出生缺陷发生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居住内环境污染、熬夜和养宠物导致出生缺陷的风险相对较低，OR值（95％CI）分别为2．28（1．75-2．98）、1．96（1．21～3．18）和2．50（1．66-3．76），但人群中的暴露比例相对较高；随着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数目的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呈上升趋势，具有1、2及3种危险因素发生出生缺陷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1．60、4．32和10．23。结论常见结构性出生缺陷的发生受到众多环境危险因素的影响，而且环境危险因素数目与结构性出生缺陷发生之间存在剂量一反应关系。

出生缺陷预防控制应采取低成本策略

出生缺陷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人口健康问题。根据国际出生缺陷预防权威机构估计，我国每年诞生的严重出生缺陷患儿约占出生总人口的51．2‰，这还不包括由于妊娠后各种环境致畸物，如致畸药物、碘缺乏、风疹病毒等导致的出生缺陷。在这些严重的出生缺陷患儿中，约40％死于5岁之前，40％左右将发展成为残疾。不仅如此，我国边远贫困地区出生缺陷问题异常突出，一些出生缺陷在局部地区高发。

模型生命表方法在出生缺陷患者预期寿命估算中的应用——以唐氏综合征为例

以唐氏综合征为例，研究采用Brass-Logit模型生命表的原理，通过美国一般人群的生命表、美国唐氏综合征患者的生命表、中国一般人群的生命表，间接估算中国唐氏综合征患者的生命表和预期寿命。经过与其他国家一般人群和唐氏综合征人群预期寿命的比较，研究认为，用Brass-Logit模型生命表原理来推算出生缺陷患者的生存状况和预期寿命，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出生缺陷患者存活的数据非常缺乏、而另一些国家已有比较系统数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