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媒报道侦查活动的法律规制

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公众知情权的强化，直接导致其与刑事侦查不可避免地发生关系。一方面，在传媒报道侦查活动的过程中，传媒相对来说处于弱势的一面，传媒对侦查过程的影响相对来说是被动的，同时传媒对侦查过程作用的结果也是间接的；另一方面，传媒深入社会生活的力度与强度越来越大，甚至可能独占话语权，这是传媒报道侦查活动在我国能够产生司法监督效果的基础，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此规则之所以引起如此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非法证据问题与限制政府权力行使和人权保障紧密相连，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治安形势休戚相关。在刑事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获取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迅速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然而，打击犯罪，实现实体公正，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全部。

我国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

强制侦查是指为了收集或保全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而通过强制方法对相对人进行的侦查。如强制到案（逮捕、拘传）、搜查、扣押、查封、冻结、强制采样、强制体检、监听、秘密录音或录像等。由于强制侦查大都涉及公民的人身、住宅、财产、隐私等各种基本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和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侦查权的运作就可能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威胁到公民的安全。因此，对强制性侦查必须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以防止侦查权滥用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下)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形成“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局面。

真相与正义，探究与辩护，科学与法律

在美国法律文化塑造下的对抗制诉讼制度和科学的调查程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在法律所关注的裁决终局性(finality)和科学所追求的持续性纠错(open-minded fallibilism)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法律界都试图通过可采性法律规则归化科学证言,结果导致联邦法官担负起广泛的审查职责;近期,法庭指定专家的制度实践导致对抗制度做出某些修正,这种制度实践已经被批评为"带有纠问色彩"(inquisitorial),甚至"违背了民主的要求"(undemocratic)。在分析这些制度利弊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考察其他法律系统的经验教训。

法苑劲竹——读崔敏先生《求真集》感言

崔敏先生的新著《求真集——我的治学之路》近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有幸在成书之前先读为快。作为在先生门下求学的我，应该说对先生是颇为熟悉的了，但看了这本总结他人生经历与治学经验的新著，还是受到太多的震撼。于是想些文字评介一下先生的人品与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