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警察大学:地位、师资与学生管理

在韩国警察大学访问期间 ,该校在警界中极高的地位、校园美化与设施建设、教学与实战的一体化、学生自治、人性管理 ,给作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

社区:21世纪中国城市犯罪预防的基地

城市居民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等社会生活的变化,使人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社区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实现社会控制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以公众参与为基础和保证的犯罪预防思想成为我国现代刑事政策的主流。在此社会背景下,社区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城市犯罪预防的基地,在犯罪预防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从杆石桥模式到世界警务改革的大趋势——中西警务改革比较 第五部分 警用装备的比较

西方警察现代化开始于 2 0世纪 30年代 ,以车辆巡逻为先导。我国警用装备现代化起步较晚 ,全面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从进程的起点而言 ,比西方晚了近 5 0年。从警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而言 ,基层公安机关大约比西方落后 2 0年。但在运用装备的警察哲学思想上 ,却不比西方落后 ,甚至有所超前。在比较高科技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时 ,首先要承认发达国家的警用科学技术比我国要先进一些 ,其次要客观评价发达国家的警用科学技术 ,切不可盲目崇拜 ,妄自菲薄。坚持中国特色 ,任意借鉴西方警察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就显得更为重要。

从杆石桥模式到世界警务改革的大趋势──中西警务改革比较 第二部分 工作重点与警察角色的比较

警察应是什么角色，历来有“打击犯罪的战士”与“社会服务员”之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警察倾向于社会服务的观点，公众更是发出了“要更夫，不要机器人”的呼唤。杆石桥派出所问卷调查竟然与西方的警务改革大趋势一致。杆石桥派出所的工作比例：打击犯罪、基础工作占５０％，其他工作占５０％，包括民警愿意干的工作与不愿意干的工作各占２５％，这一模式，为分析研究基层公安机关的工作范围与警务改革提供了依据。

经济犯罪的经济分析

本文用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对经济犯罪进行了分析 ,认为 :经济犯罪相对于传统犯罪 ,犯罪人一般都是以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犯罪人更关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 ,因此通过提高经济犯罪的犯罪成本来防范经济犯罪的发生不失为一种良策。提高经济犯罪的犯罪成本 ,可采取一系列措施 ,本文仅从经济制度建设、立法、司法的角度寻求提高犯罪成本的途径和措施 ,包括 :加强制度建设 ,增大犯罪直接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 ,直接增大犯罪惩罚成本 ;严密法网 ,完善刑罚 ,间接增加犯罪的惩罚成本。

论隋唐皇权

皇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本文以隋唐时期的皇权为研究对象 ,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皇权运作的的一般形态 ,对临朝听政、批答奏章、出巡等皇权运作方式进行了考论 ,对皇权的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及宫室、陵寝制度等 ,也结合皇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叙述 ;对于皇权的限制问题 ,从国家体制的需要与皇帝所关注的“后事”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对皇权的限制 ,是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 ,以保障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 ,从而对学界以往持论诸端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作者个人的看法。

英国及我国香港警察机关职位分类的含义、内容与特点

英国及我国香港警察机关的职位分类是以工作岗位为中心、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一种较为规范、科学的任职人员分类模式 ,它克服了因人设事、因人设岗、因人设职的弊端 ,避免了执法权力的流失、误用、滥用的现象 ,真实反映了各类任职人员的责任及付出大小 ,明确了警察执法岗位的专业性与专门性 ,对改革以人及其等级为中心的带有浓重品位分类色彩的公安机关人员分类制度 ,激发公安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 ,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玄宗时期“三庶”之祸发微

唐玄宗时期的“三庶”之祸,是开元中枢政局中发生的重大动荡。但它何以发生,是否果如旧史所谓皇帝听信了宰相李林甫之言那样简单?何以李林甫之态度前后效果不同?诸如此类,各旧史均语言隐晦。研究唐玄宗时期中枢政局的调整和变动,可以对三庶之祸进行合理的解说。

俄罗斯联邦警察体制及警察的社会保障

本文介绍了俄罗斯警察的种类、隶属关系及其经费来源 ,不同地区及不同级别警察领导的任免方式 。

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社会学涵义

群体性治安事件是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术语 ,指的是“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为了对群体性治安事件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 ,有必要对群体性治安事件进行社会学探讨。群体性治安事件是一种适应性社会行动 ,是一类违法的集合行动 ,是可以进行规范的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现象。

德国入室盗窃犯罪与预防研究

入室犯罪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一种影响公共安全感的严重犯罪。为预防此类犯罪，曾有人提出“情境预防”，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研究犯罪预防必先研究犯罪人。德国学者通过对在押的盗窃犯进行问卷等实证调查，提出了“空间防御战略”、加强“非正式社会控制”和“对重点人员即青少年的教育”等预防策略。

论犯罪预防战略的干预性

犯罪预防的最根本性质是它的干预性。基于犯罪战略的这一根本性质 ,所谓犯罪预防战略也就是被设计用来取得特定的预防犯罪目标的系统化的行动方针。由犯罪预防战略的干预性引发的思考 :干预的限度问题 ;文化盲点及犯罪预防和干预的有效性 ;干预的正义性 ;干预的人为性与公共秩序内生自发性之间的关系。几点政策建议 :在制定犯罪预防的战略时 ,应认真考虑“谁来管”的问题 ;应思考“如何管”的问题 ;如何构成预防主体、干预客体 。

社会政策与犯罪预防──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挑战和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预防和控制社会的犯罪现象？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与犯罪作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保持自身经济、制度、体制等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与稳定，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文章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大背景下在预防、控制犯罪过程中制定相应社会政策时所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及其相应的社会成效。

我国卖淫嫖娼的发展态势原因及对策研究(二)

二、社会转型时期卖淫嫖娼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社会转型时期卖淫嫖娼何以打而不止,愈演愈烈呢?研究表明,社会上强大的容娼心态以及禁娼的价值规范体系弱化是其主要原因。 (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出现了强大的容娼心态 1、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具有变异性、裂变性、不稳定性、流动性特征 70年代后,我们国家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

警察勤务的发展历程及其改革动因

警察勤务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古代社会官方治安勤务与群众自治性治安勤务并存阶段 ;早期职业警察原则性规划 (粗放经营 )的警察勤务阶段 ;2 0世纪2 0～ 30年代的机械性规划的警察勤务阶段 ;2 0世纪 6 0～ 70年代创造性 (理性化、人性化 )规划的警察勤务阶段 ;2 0世纪 80年代的社会化警察勤务阶段。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抢劫银行:高成功率的职业犯罪

近几年 ,抢劫银行犯罪较为突出 ,数量增多 ,性质恶化。本文通过对最近几年发生的 2 2起抢劫银行案件的研究发现 :抢劫银行犯罪是当前一类高成功率的暴力犯罪 ,原因在于犯罪人日趋职业化 ,涉暴武器的泛滥和银行自身防范不足等。为此 ,笔者认为 ,应采取有效措施对这种犯罪进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