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职业能力培养下的实训课程设置探讨——以治安专业为例

新形势下,公安教育中加强公安职业能力的培养成为迫切要求。实训课程在人才培养中肩负着专业职业技能、实战能力的培养等重任。当前部分公安院校治安专业实训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偏离,存在科目、内容瞄准招警考试的功利性以及学时安排方面的混乱、随意性等问题。未来治安专业实训课程设置应该紧贴应用型人才、实战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依据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对实训科目、实训内容、课时安排、实训条件等进行规范。

表达与实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人民日报》相关社论(1978-2014)的法社会学解读

1978-2014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两会、国庆和涉法社论共238篇,考察其数量变化和分析其关键词频次,会发现《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存在"断崖"现象,而涉法社论数量则呈现出明显的四个"波峰"。与四个"波峰"相对应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也有明显的四个阶段,即法治建设之"变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依法治国"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四个阶段。而随着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法律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法律本身被重新认识,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理念,并进一步融入本土法律实践中。

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内涵、实践、成就与展望

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国家安全现代化,治安治理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并在保障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现代化。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制度的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治安秩序的现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安治理理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机制、治安规划顶层设计的引领机制、治安治理履职考核的问责机制;传承中国优秀治安文化的治安治理自信;重视现代科技应用为治安治理赋能。经过这些长期地实践,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严重暴力犯罪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每十万人故意杀人犯罪率位于最低水平国家之列。未来,中国式治安治理应着力建设治安共同体,筑牢治安治理基层基础,深化科技应用,以推动治安治理现代化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治安治理结构变迁及其逻辑

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安治理模式发生了诸多结构性的变迁,这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重要方面。依据治理主体构成变化,乡村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分为群众化、专业化和多元化三个时期。伴随国家权力的下沉、回缩与再进入,三个时期乡村治安治理遵循的主要路线分别是对敌斗争、矛盾调处和共同体构建,其分别遵循的是革命或政治的逻辑、市场经济的逻辑和总体性变革的逻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秩序构建的核心内容,治理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构建与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需求相适应、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模式,是乡村治安治理模式创新的总体方向。

中国近现代“公安”一词的起源及含义考

"公安"是理解中国特色公安学和公安制度的前提。当前关于"公安"一词的起源有六说,含义有广、狭之分,但史料、方法存在问题。据现有史料,近现代意义"公安"源自明治时期日人对英语commonweal、welfare、publicweal及德语gemeinwohl等的和制汉字翻译,晚清时经黄遵宪等人传入中国。民国初年,孙中山、黄兴、孙科等人倡导将我国旧有自治传统与美国最新自治制度结合,以"公安"命名警察局。中日近现代的"公安"均指国家、社会的安宁幸福,但维护方式不同,日本"公安"之"公"意指国家公权力;中国既指国家公权力,也指公众参与。表现为:中国近现代"公安"先后用于冠名社会组织和警察机构,具有自治性,离不开人民参与,体现了中国古代"官治"与"民治"结合的治安传统。国民政府改公安局为警察局,放弃了"公安"的人民参与。从中国近现代建警的过程来看,"公安"一词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在批判继承古代官治民治相结合治安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先进警察制度的努力。本土传统与世界潮流的结合,应该是理解中国近现代警察制度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的人民公安制度的主线索之一。

浅谈在新警务革命背景下公安机关如何实现“中国梦”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当下社会都在讨论我们的中国梦究竟是什么样的梦?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对于从事公安工作的我们,我们的中国梦又应是一个怎么样的梦那?现今第四次警务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们的中国梦必定要与此次警务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构建起更加和谐完善的警民关系。本文主要从腐败问题和构建警民和谐关系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和论述了公安机关中国梦的实现机制。

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

公安机关在医院治安秩序维护中的角色发展历经“治安供给者”到“治安监理者”的转变,当前正向“治安合作者”角色转型。这既体现了医院的治安需求及相关制度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也表明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发展需要。医院警务室作为角色载体,在实践中存在难以满足治安需求的困境,如主体职责不清、工作负荷过重及关系互动紧张。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公安机关受传统观念固化、警务资源有限化和业务关系悬浮化等影响导致角色定位失准。为此,可将合作治理作为价值共识,规范治安权责配置、整合资源供给路径、完善警医常态联结,以有效推动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

基于OBE理念的治安学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研究——以G大学为例

当前我国公安高等教育发展并不能完全满足公安事业对应用型高级人才的需求,治安学学科即面临这种情况。针对当前治安学学科课程设置衔接不紧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对称、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文章提出基于OBE理念(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治安学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策略,包括健全治安学课程设置体系,以实践为导向加强实训教学,构建多元化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不断提高治安学人才培养质量。

外卖骑手组织化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外卖行业蓬勃发展,外卖骑手数量与日俱增,社会治安形势也日益严峻,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刻不容缓。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通过对骑手群体和外卖骑手组织进行调研分析,提出及时感知社会治安风险、成为流动的义警队伍、参与应急处置、参与邻里守望相助等外卖骑手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路径,以充分发挥外卖骑手机动性强的优势,将其纳入到协同治理的主体位置上来。这也为基层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助于构建社会治安多元协同治理新模式。

社区治安共同体的建设困境与发展路径

随着社会治理格局变化,社区治安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单一治安主体越发难以适应社区治安治理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建设社区治安共同体,有利于壮大社区治安力量,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越发复杂的社区治安形势,从而更好维护社区稳定和谐的治安秩序。解决当前社区治安共同体存在的资源整合核心缺位、主体发展失衡、参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在界定社区治安共同体的内涵并明确其实践属性、利益属性、资源属性等本质特性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公安机关的基层治安治理实践,从社区治安治理过程中治理资源统筹、治理潜力释放、协作基础夯实、“数治”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积极探索社区治安共同体建设的可行路径。

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执行研究——以J市为例

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是公安机关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的创新举措,使执行情况开展研究能够摸清现状、发现问题、瞄准方向。借鉴霍恩-米特系统模型,创建“政策目标-政策资源-主体意向-系统环境”四维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以江苏省J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执行中存在部分条款适用有争议、警力资源投入不充足、民警价值认知有差异、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研究表明,提高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执行效果需要多措并举,包括统一规范执行标准、科学有效配置资源、加强法治教育培训以及健全多元考核机制。

公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对策

公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未来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量化数据,分析了公安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公安专业课程教学、教育教学工作满意度、公安工作实践、民警职业能力、用人单位需求与评价等多个方面的本科人才培养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访谈收集到的定性资料,探讨了当前公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师资力量、基础保障、培养效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共同体、强化教学与警务实战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人才培养保障机制建设等对策建议。

当前形势下我国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再认识

通过梳理学术界近三十年对社会治安指标的研究状况后发现,当前的治安指标的设计存在概念不清、缺乏指标理论支撑、指标体系过于狭窄,缺乏代表性,并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等问题。社会治安评估指标应分为治安环境、治理主体行为、资源保障、技术支持、治安状况五种类型。其中,治安效果是治安状况的核心评估指标,其他四类指标是观察指标。搜集上述五类指标的数据并进行分析,对社会治安形势进行全面评估,为社会治理深化改革提供数据支撑。

新时代“漳州110”精神在公安院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漳州110”是公安工作的一面旗帜,是人民公安时代精神的体现。“漳州110”以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创新公安工作机制,其忠诚使命、赤诚为民、开拓创新、克己奉公等优秀品格是公安工作的精神财富,为公安院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将新时代“漳州110”精神融入公安院校“大思政”育人格局,有助于通过教育教学改革,破解思政课吸引力不足,思政教育育人效能不高的困境,实现公安院校立德树人、育警铸魂的任务目标。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理论到实践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治理违法犯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系统性工程,具有社会性、系统性、控制性和实体性。立体化防控不是防控立体化,它强调多维度和多层次防控。从抽象意义上,多维防控主要表现在时间、空间、心理和社会交往维度,多层次防控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国家和地方、城市和乡村层面;从具象意义上,立体化防控主要体现在防控主体和防控对象的多元化,防控功能和防控措施的综合性,防控模式的分层性,以及防控的全过程性和适度性等方面。从立体化维稳出发,完善的治安防控体系结构应当是"一个库"、"八张网"和"四机制"。从地方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践看,其主要模式可以分为布网式、机制式、"金钟罩"式、体系式和综合式。这些模式皆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将防控网建设作为重点,二是加强巡逻防控体制建设,三是重视现代科技运用,四是重视虚拟社会防控,五是注重社会力量动员。但在实践中,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治安防控体系定位不准,投入不足,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等机制建设不完善。对此,应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提高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给予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高的定位,加大投入,将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相结合。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具体运行中,应加快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完善应急响应和联动机制。

公安机关纵向职责同构:历史梳理、路径依赖与体系重构

政府职责体系是涉及机构设置、权责配置以及政府内各要素间运行关系的综合性概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横向大部制改革正稳步推进,纵向则具有“职责同构”的总特点。公安机关纵向职责同构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有利于政令畅通,但过度依循传统科层制运转模式,官僚化倾向凸显;权力结构失衡,权责关系断裂,权力责任缺失;缺乏对外的适应性与回应性,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权力本位的压力型体制和公安事权尚未法治化进一步强化了公安机关职责同构的路径依赖。基于政府职责体系的宏观框架,应从逻辑起点、目标原则、机构设置、职能配置、配套改革、社会协同等维度,系统思考公安机关纵向职责体系的重构。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下治理恐怖主义多维思考

恐怖主义的本质是严重暴力犯罪,治理恐怖主义既需要战略层面的规划,同时也需要战术层面的设计,既要着眼于根源性的预防,也要注重运行层面的控制。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控制工程,对恐怖主义犯罪具有良好的阻却功能。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视角出发,治理恐怖主义应当立足社区,依托情报,打击前置,走专群结合的道路,通过各类防控网的构建,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防范恐怖主义网络。

治安学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学科是外在社会建制和内在知识建制有机结合的规范体,学科建设既包括外在社会建制的完善,也包括内在知识建制的成熟,即学科范式的确立。治安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治安管理学时期和治安学时期。当前,治安学虽然获得了社会建制,但是,治安学界对治安学科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对治安学自身概念、学科的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内在矛盾和学科体系等影响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存在一定争论。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对治安学本质的认识上,梳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最新研究可发现,治安秩序是治安学的核心概念,围绕治安秩序的维护,上述问题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

论公安民警用枪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公安民警滥用枪支的事件时有发生,民警在遇到暴力袭击时未带枪、未开枪或者未及时开枪的事件也时常见诸报端,这反映出在公安实务工作中,民警时常陷入不会用枪、开枪茫然、不愿带枪及无枪可用等困境。为破解民警用枪的种种困境,应借鉴境外警察用枪制度,采取修订用枪法律、改进用枪训练课程、做好民警开枪后应对工作、提升警用枪支装备水平、创新枪支保管方式与领用程序、强化民警安全用枪意识与内部监督、建立办理持枪证快捷通道等对策,以提高民警的综合用枪能力。

社区文化对治安的影响研究——以江苏泰州为例

文化与多数社区心态指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越多,他们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安全感越高。而幸福感等心态指标又与社区违法犯罪行为有密切关系。社区文化对治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区群众的心态而影响治安状况的。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加强社区文化和警营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