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人决策风格研究——基于与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的对比

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成年犯罪人主要使用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主要使用理智型决策风格;未成年犯罪人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分问卷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而理智型决策风格分问卷的得分显著低于两个对照组;三个组别在其他一般决策风格分问卷上的得分均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研究对于发现和认识未成年犯罪人的认知特征,更好进行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以及有效开展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矫治,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公安机关新型“枫桥式”化解民事纠纷制度构想

我国对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早有法律条文规定与实践,但现有法律条文散列、规定模糊,实践中民警的民事法律素养与调解能力无法与当事人的需求相匹配,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制度与模式急需更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应当参考"枫桥经验",将社会调解资源重组于公安机关,引入司法确认力量,保证公安机关民事纠纷调解专业性的同时给予司法确认上的便利,从而构建公安机关主导下的新型"枫桥式"化解民事纠纷制度,更好地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的理论反思与矫治——以公安行政执法为重点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不仅是一种监督行政和规范裁量的行政自我拘束手段,更可以作为一种向行政执法提供法律资源支持的路径。鉴于该制度在实务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需要从案例生成机制、案例拘束力和统制路径等方面予以建构完善。由于地方政府公布的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在数量和内容要求上不能满足公安行政执法实践的需求,应当由省市两级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发布主体。鉴于单一分散型遴选标准的内在混乱性,应当采用复合层级型的遴选标准,并建构其下的基本标准和补充标准;且基于指导案例的示范性,应将负面典型案例排除在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系统之外。为了提升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效益水平,指导案例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指导案例不具有规范的拘束力,在拘束强度上宜采用"应当参考"的表述,当具有合理的理由时,行政执法可以偏离指导案例的拘束。在统制路径方面,应当关注代议统制、司法统制和行政统制的实现路径及其局限性,并充分发挥行政统制的独特优势。

公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及提升策略

一、公安院校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公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安工作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对于公安队伍的发展至关重要。1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教育的主阵地,肩负着为共和国培养预备警官的重任,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源头和基础。

公安绩效引入民事纠纷处理考核的障碍及其破解

公安绩效考核在推进公安机关队伍建设、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方面具有建设性意义,但现有考核体系未涉及对民事纠纷处理的考核。在公安绩效考核中引入民事纠纷处理考核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可作为公安机关资源分配与人事管理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民事纠纷的减少和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亦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加强与高效型政府的建立。面对引入的理论和实践障碍,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对民事纠纷处理情况进行考核",通过建立"分级管理、目标匹配"的民事纠纷考核内容与标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民警法律素养、合理运用考核结果等措施予以可行性配适。

公安绩效考核中处理民事纠纷指标体系构建初想

公安绩效考核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公安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事纠纷呈爆发性增长的社会转型期,公安机关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不仅具有合法性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现阶段我国公安绩效考核中缺少对处理民事纠纷的考核。对此,一方面通过对现有公安绩效考核大多采用的“平衡记分卡”构建方法进行分析,将处理民事纠纷的考核嵌入整体考核体系中;另一方面采用关键绩效指标,对处理民事纠纷的二、三考核级指标进行分析,构建操作性强、科学、合理、公平的处理民事纠纷考核指标体系。

疫情防控局势下公安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探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需要全国合力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安工作在疫情防控局势下作用重大,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警力与民力协调效果不佳、公安与多元国家治理主体协调效果不够、公安物资保障制度设计不完善等。在分析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利用系统论的方法,提出实现公安工作中物资后勤保障系统的完善、推进构建系统间科学联动机制、进一步构建新型警务工作模式等解决对策。

《人民警察法》中比例原则的内涵重构与立法表述

我国《人民警察法》未规定比例原则,有必要在《人民警察法》中对比例原则予以条款化。《人民警察法》中的比例原则的内涵也应进行重构,使其区别于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人民警察法》总则对比例原则的规定应加入适当性原则,即警察行使权力的手段必须要以履行其担负的职责、实现公益为目的,同时应调整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的顺序,使其更具有逻辑性。

中国生态安全法治建设的成就、经验与路径展望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大力加强国家生态安全法治建设,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贯彻执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时代命题的具体体现,是践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具体要求。经过发展,国家生态安全法治建设塑造了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等理念,构建了国际国内两大生态安全法律体系,建立了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安全管理等制度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安全法治理论体系。这得益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生态安全法治道路、坚持问题导向以及立足国情等。未来的完善路径则是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生态安全法治体系建设,实现国家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职务犯罪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制度探究——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审查起诉阶段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涉及诉讼程序的倒流,同时也是监察机关与检察院刑事程序衔接的重要部分。《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对此仅搭建了基本制度架构,但该制度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犯罪嫌疑人面临来自监察机关与检察院的双重审查风险、犯罪嫌疑人权利规定不详和补充调查缺乏监督等问题。宜从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入手,明确适用条件、规范补充调查中监察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行使及增强对诉讼权利的保障,并加强程序监督,从而构建更为完善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交通犯罪研究——以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为例

近年来,我国以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为主的交通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司法对交通犯罪的处罚不够严厉。针对交通犯罪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对交通犯罪处罚措施过于宽缓的现实,我国应适当扩大刑罚力度和范围,增加刑罚方式,以真正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

基于SARA模型的公安防疫执法体系构建研究

公安防疫执法体系的构建关系到国家安全。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依托SARA模型的优先排序、及时反馈等特点,针对公安防疫的不同阶段构建一套完整统一高效的公安机关防疫执法体系才能解决重大疫情突发事件过程中法律滞后性带来的弊端。同时只有以法治为核心,构建联动协调机制,构建多元合作体系,将完善监督体制和建立容错机制等措施并举才能推动公安防疫执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外语焦虑、紧张情绪与认知负荷对外语说谎的影响:来自中-英双语者的证据

采用错误陈述范式探究中-英双语者用母语和外语说真话和说谎时的认知神经差异,涉及外语焦虑、认知负荷和说谎诱发的紧张情绪。对P200和CNV观察发现:(1)中-英双语者用英语说真话的P200波幅比用母语大,说明被试用英语说话时受外语焦虑情绪影响;(2)中-英双语者用英语说谎与说真话的P200波幅无显著差异,但用母语说谎和讲真话的P200波幅差异显著,说明被试用外语说谎没有用母语说谎诱发的紧张情绪大;(3)中-英双语者说谎时的CNV波幅比说真话时大,说明被试说谎比说真话的认知负荷更大;(4)中-英双语者用英语说谎时的CNV波幅比用汉语说谎时大,说明被试用外语说谎比用母语说谎产生了更大的认知负荷。相关分析表明,英语熟练程度是影响中-英双语者用母语和外语说谎时的认知神经差异的重要变量。

从刑事责任年龄之争反思刑事责任能力判断根据——由大连少年恶性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来犯罪“行为”是法律禁止的底线,对于已经完成的犯罪行为,法律还特别设置了“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中无论“精神病态”还是“年龄”,其判断根据都超出刑法学的研究。于是,刑事司法将前者交给并不研究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的司法鉴定机构;后者则参照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的责任年龄标准,虽然也有生理-心理方面的考虑,但对其根据仍有质疑。既然刑事立法的起点是行为,就不可忽视行为证据在判断刑事责任能力中的作用。行为证据有四个客观特性可以辅助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在遇到特定案件时,无论精神状态还是年龄,可以考虑将“行为证据”作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补充,从而使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更为严谨和科学。

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背景下110接处警检查工作研究

110接处警检查工作是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的主要内容和对象,是由专项检查和日常接处警检查构成的具有突击性、独立性和高效性的飞行检查模式。日常接处警检查常以模拟警情、回访报警人、视频(对讲机)点名检查三种方式实现对基层派出所民警接处警工作质量和效率的考核。Z省N市Y区110接处警检查工作依据2016年修订的《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设置了模拟警情、确定检查主体与被检主体以及检查评估反馈为一体的程序化检查,但在实操过程中仍然存在检查主体间缺乏沟通、被检主体疲于应对、检查结果缺少反馈等实体性问题。通过精细化工作规范、加强主体执法理念教育、促进主体方多向互动、引入第三方监督检查规范110接处警检查工作体系,进而实现执法质量考核监督的质效统一,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能力和执法公信力。

试论恐怖活动案件缺席审判的适用原则与运行规则

2018年我国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一项重要补充规定,将恐怖活动案件纳入刑事缺席审判的范围,以解决恐怖分子外逃致使案件悬而不决的难题。该规定的内容体现出立法机关对恐怖活动案件适用缺席审判更为审慎的态度,但是操作程序过于原则笼统,实践中办案人员难以把握。尤其当出现法律文书送达难、律师有效辩护难及引渡合作难等障碍时,办案人员更感无从下手,从而导致缺席审判适用率极低。因此,在遵循审慎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明确细化适用缺席审判的条件,采用多种送达方式、落实指定辩护机制及拓宽多元反恐司法合作等方式是完善恐怖活动案件适用缺席审判机制的可行之路。

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的心理特征分析报告

吸食不同毒品的青少年存在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基于调研数据,以吸食新型毒品青少年为考查重点,通过对比其与吸食传统毒品和混合毒品的青少年有关毒品渴求度、无聊倾向、感觉寻求、三维人格、同伴关系和家庭教养方式等层面的心理特征,获得了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对于认识吸食新型毒品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戒毒防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认罪认罚反悔后有罪供述适用问题探究——以“司法契约”理论下有罪供述撤回为切入点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反悔权保障是进一步维护被追诉人自愿性及发现案件真相的重要途径。被追诉人反悔后其有罪供述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通常继续使用,这样的做法有待斟酌。基于认罪认罚协商结果的司法契约性质,及结合反悔后的具结书效力,有罪供述撤回具有相对正当性。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以及多元价值的权衡,应当在规范层面明确原则上不得在变更后的一审程序中继续使用反悔前的有罪供述,且不能作为定罪根据;但为防止被追诉人出现无理、恶意反悔等情况,可结合"弹劾证据"规则及对"‘毒’树之果"的相关使用对其加以制约;同时在审判阶段的时间线索下,建构不同反悔情形下的有罪供述具体适用规则。

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研究态势探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逐步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教育领域的诸多学者也将校园欺凌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获得数据,以“校园欺凌”“校园霸凌”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期刊类文献1032篇为样本。基于文献题录统计分析工具(SATI)将校园欺凌问题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抽取,并生成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高频关键词矩阵,构建关于校园欺凌的关键词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的密度分析、可达性分析、派系分析、中心性分析等方法对51个高频关键词组成的关键词网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下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视角多样,但研究深度不够,内容分散,相关学者间的信息交流与研究合作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清末法律改革中的警察法制(1902—1911)

警察法制作为法制体系的一部分,是在清末法律改革中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在中国法走向近代的改革中,警察法制的出现开启了内政的法制建设,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实际回应。十年间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不仅是一种努力向近代转型的政治法律理想,更是尝试解决内忧外患的法制努力。清末警察法从传统上职能不清的国家统治权力中分离出了警察的基本权力,也确立了以法定警察职权为核心内容的近代多层次警察法体系。其不仅是在中华传统的政制话语中完成了警察在内政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也同样是中国本土因素推动下的一次法制近代化的尝试。清末警察法制改革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真正确立法治主义,过度依赖法律移植以及对警察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清末警察法制改革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