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学专业案例库建设与应用研究——以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为视角

一、我国禁毒学专业教育发展概况 （一）我国开展禁毒学专业教育的现实背景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政府在短短三年间基本肃清了境内的鸦片＂烟毒＂问题,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无毒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境内外经贸往来日益繁荣,人、财、物的跨境流动日趋频繁,

论“四项建设”在视频侦查工作中的实践

＂四项建设＂即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和队伍正规化建设是公安部党委立足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四项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工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对整个公安工作产生深远影响。而公安工作是由各项具体工作和业务组成的,要实现＂四项建设＂对整个公安工作的推动和改革,就要使＂四项建设＂的相关要求落实到各业务警种的工作实践中去。

监察法学研究体系略论

我国监察法学的研究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围绕监察法学的研究体系问题展开讨论,应当对我国监察法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分析,重点从研究对象、研究原则、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等四个方面内容进行系统阐释。理清监察法学的研究思路,指明方向,确定重点,达成目标,可以推动我国监察法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视角下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存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存在于国家监察程序中。但是,二者在适用前提方面具有迥异性。一方面,两种不同程序中“认罪认罚”的内涵存在区别。另一方面,在监察程序中,被调查人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进行认罪认罚以外,还应具备其他四种情形之一。由于适用前提的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不同程序之间进行衔接和转化时,难免会出现不协调之处。监察机关的认罪认罚从宽建议可能通过直接或者转化等方式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影响,而这两种情况皆可能存在程序上的断裂性。正因如此,当前有必要就职务犯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重新整合,以统一适用前提、弥合程序裂缝。我国应当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参照,明确《监察法》中“认罪认罚”的内涵;构建监察材料的诉讼证据审查机制,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监察证据进行审查;加强监察程序被调查人权利保障机制,对其进行权利告知、适用律师帮助权和签署具结书;并规范监察刑诉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衔接机制,由人民检察院对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并提出量刑建议。

监察调查权与检察侦查权衔接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使反腐反贪形成合力,也带来监察调查权与检察侦查权的衔接问题。监察权包含廉政教育权、监督权、监察调查权、处理权,不能简单以监察权的性质等同于监察调查权的性质。其实,针对行使公权力人员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权本质上是"刑事侦查权"。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公职人员犯罪、职务犯罪的管辖权上并非是完全的独占、排他关系,而是存在部分竞合关系。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及合理分配规制职务犯罪的公权力资源角度出发,应当合理地划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优位管辖权,具体而言:在案件初次管辖权分配上应由检察机关对14个罪名行使优位管辖权,而在需要补充调查核实/补充侦查时则应当由检察机关对所有公权力人员职务犯罪行使优位管辖权。

中国刑事侦查四十年

中国刑事侦查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刑事侦查迅速恢复并快速发展时期;其次是刑事侦查开始改革探索并不断深入发展时期;再次是刑事侦查适应时代需求,刑事侦查品质明显提升时期;最后是刑事侦查全面深化改革,刑事侦查工作加速升级换代时期。回顾我国刑事侦查四十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刑事侦查逐步形成了四项主要功能,即全面准确打击刑事犯罪、充分深入推进人权保障、全力有效维护社会安定以及有力协助开展追逃追赃。我国刑事侦查四十年发展历程为新时代刑事侦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论情态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

情态观察以及从观察中获取的情态证据,在与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司法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在当代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有实无名"的现实割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应当认可情态事实的证据资格,并以此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类型予以展开。建立于科学基础上的情态事实及依循技术手段演化而形成的证据,是指为证明相关案件事实,由专业人员凭借专业的分析仪器,对在自律神经支配下不受主观意志控制的人体整体外在生理表达进行的采集和解读所形成的结论性意见。通过重塑情态证据的定义及对其证据资格进行解构,可以肯定情态观察和情态事实在证据效力上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准确性,在贯彻"自愿倾诉""禁止强迫交流""无接触""有限时长"等规则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基础上,以鉴定意见或新的证据种类等形式赋予其法律效力,情态事实应当获得法定的刑事证据资格。

论我国视频警务的现状与完善

随着公安视频监控建设飞速发展,以充分发挥视频图像信息效能为核心的视频警务模式已悄然兴起。当前,视频警务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视频图像分析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最为核心的还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表现为缺少系统化的工作体制,缺少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因此,应从视频图像信息的获取、分析、应用环节构建视频警务工作体系,科学设计视频的采集报送、分析研判、运行和保障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视频警务工作。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规范现状与剖析

通过实践考察和梳理,可将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现有的制度规范概括为以下三大类:党和国家政策制度规范、地方性立法制度规范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制度规范。三类制度规范在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需要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现有的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梳理和理性剖析,制定国家层面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律制度,统一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要求,以求实现形成更为科学和完备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力度,力促社会公平与和谐。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办案责任制体系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办案责任制是在党的中央文件改革决定中明确提出的议题,即要完善"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本文从阐释办案责任制的制度背景出发,从权力运行的本质、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角度分析办案责任制的责任性质,论证追责原则与归责原则,厘清办案责任制的追责与免责范围,并进一步探讨追责机构及具体程序相关问题。

数据共享背景下电信诈骗的警企协同治理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日益猖獗,由于犯罪本身具备非接触性、更新速度快等特点,因此对多个地区皆有极强的渗透能力。其涉案资金之广、危害领域之多前所罕见,靠单一组织的打击防御难以进行有效的防控,故而要依托现有的基础,深化警企合作,创建共享平台,加速信息流动,不断提升侦查效率,防止犯罪渗透。尽管需为此对利益杠杆等因素进行深刻调整,但仍需为长久有效的打击布控进行深入的合作探索。

大型活动公共安全风险防治策略研究——基于密集人群管理视角

大型活动发生的人群拥挤已造成多起人员踩踏死伤事件,公共安全风险防治和人员安全保护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以密集人群管理为视角,运用"发明家式的解决任务"工具原则和标准解答,设计了密集人群管理的解决方案,为大型活动的公共安全风险防治提供了可操作的应对措施。

非国家行为体核恐怖主义犯罪防范理论研究——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为视角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犯罪进行全球综合治理的思维范式和多边的冲突解决机制使反恐行动模式更加国际化。《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签署使防范当前核恐怖主义犯罪在界定核恐怖主义犯罪、完善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框架、有效防范核恐怖主义犯罪方面都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此框架下,完全有必要对相关基础概念和特征进一步展开讨论,对我国防范核恐怖主义犯罪事业的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新时期的完善建议,以期全面遏止非国家行为体核恐怖主义犯罪。

职务犯罪侦查中手机话单信息的深度应用

手机话单信息隐藏着有关机主的社会关系、行踪、行为等重要信息,具有普及性、客观性、关联性等特点。对于职务犯罪侦查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手机话单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手机话单信息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通过对手机话单信息的分析发现、确定犯罪嫌疑人,通过对手机话单信息的分析研判拓展侦查。手机话单信息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思路及方法应主要围绕个人特征分析、关系特征分析、轨迹特征分析、行为特征分析四个方面展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进程初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其因关涉面广、影响力大而备受社会公众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相继出台,使得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朝着法治化进程迈进。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处于试点的关键阶段,其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需要以中央相关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严格依法实施,科学认定监察权的基本属性,保障对监察委员会监督效果的实现,积极探索监察官制度构建。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为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两部重要法律,在国家法治反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实现了与《监察法》的衔接。"法法衔接"体现了"区别侦查、对接公诉、服务审判"的立法思路。首先,《监察法》中的调查权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在权力的本源归属、运行机理和追求目标上存在明显不同,不能单用《刑事诉讼法》的视角去审视"法法衔接"问题。其次,监察程序和公诉程序是相互独立而又有交集的关系,监察程序应当有序导入到公诉程序之中,这需要从刑事立案过渡、两类措施转化以及退回补充调查三个主要方面予以实现。最后,司法的终局裁定性决定了监察权应当尊重和保障审判权,树立司法反腐的权威性,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实现监察反腐与司法反腐之间的有效对接。

《监察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与完善建议

我国《监察法》的正式颁布和顺利实施对于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效促进反腐败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实地调研主要聚焦我国《监察法》实施中的四方面内容:监督权限制度、监察建议制度、监察赔偿制度和特约监察员制度。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进程角度考量,应从以下途径予以完善:首先,建议明确监察机关的监督方式以及厘清内设机构的监督职权;其次,建议明确监察建议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适用程序三方面内容;再次,建议明确监察赔偿的概念内涵、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与具体程序;最后,建议从国家立法层面制定专门的《特约监察员法》,统一规范特约监察员的选任条件、职责范围、职务保障等。

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容的立法建议

从严厉惩治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看,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仍有进一步扩容的必要性,但将其扩充至一切犯罪的主张并不可取。同时,为了追求科学立法,保证精准司法,应将不产生经济收益或者利益的犯罪排除在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之外。因此,对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划定,需要同步进行增量与减量两个方面的完善,借鉴刑法中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进而实现科学立法视域下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动态平衡。

英国网络犯罪现状及治理

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位于大不列颠岛的英格兰王国、苏格兰王国、威尔士公国,以及位于爱尔兰岛北部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其中,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中央集权性体现得较为明显,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地区的自治程度则相对较高。英国分散制的国家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因此,在警察力量建设和网络犯罪打击治理方面,也同样表现出分散化、多样化的特点。不过,在面对广泛分布与不断蔓延的网络犯罪时,英国各地区警方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警务协作,也同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共同构建了多样化的网络犯罪治理制度,进而促进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打击治理网络犯罪的工作合力。

从“A”到“Z”:英国网络诈骗犯罪的分类与治理

英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长期居于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各类社会经济活动向来较为活跃。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通讯、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在英国的迅猛发展,英国社会的诸多领域面临深刻变革。各类新型犯罪行为不断衍生、蔓延,呈现了非接触式、信息技术化、信息迷惑性等特点,其中,以网络诈骗犯罪为代表的新型侵财犯罪尤为突出。英国《每日邮报》日前报道,英国每年因各类诈骗造成的损失达30亿英镑,且人均损失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每日邮报》愤怒地将英国称作世界“诈骗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