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中常识教育的位序

以教授、学习日常普通知识为基本内容的常识教育是大学教育中紧要而迫切的环节。常识教育的要素应包括,以基本人伦道德为指导的人的类属教育;以与政治权威、制度规范接轨的公民常识教育;以完善人性、铸造理想人格为目的的人文常识教育;以科学精神、主体认知为先导的科学常识教育。

新形势下我国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现状与对策研究

公安队伍面临新世纪新的社会背景下的新挑战。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的队伍建设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其中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提升是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主要包括政治理论素质、专业文化知识素质、科技能力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等。通过创新教育培养模式、做好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规划、建立心理研究机构等方式来提升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以完善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对当前公安信访工作的理性思考——“蝴蝶效应”对群体性信访的启示

公安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如今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公安机关现行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新利益格局下的要求。在当今社会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和救济制度,加之信息传导的失真和失灵,民众的情绪形成了"蝴蝶效应",并在一些地方最终升级成为与公安机关的对抗。群体性公安信访问题的解决,在于开通利益诉求渠道的安全阀,防止民众情绪升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流程、节点与心理接受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中国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公民政治参与、权利救济的一种手段。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激化与平息的整个过程中,群体信息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传播流程大致经历"议论纷纷"的群体意识唤醒、"流言四起"的群体意识形成和"谣言惑众"的暴力行为发生三个阶段;在此期间,诸如暴力、权贵、女性等元素成为最能刺激群体、引起群众共鸣并激励民众参与的"信息节点",严重影响着事件的发展进程。群体心理的接受机制则表现为以正义感、成就感、自我替代为特征的主动参与动机,以成见与刻板印象为特征的群体意识心像和以焦虑、愤懑、激昂递进的情绪激化过程。

制度性腐败:秦帝国忽亡的原因分析

秦始皇没有道义支撑、以人性恶为基本预设及迷信暴力的帝国政治制度的制度性腐败是秦帝国二世忽亡的催化剂与加速器。虽然有相当完备的官吏选拔、考课与管理制度,但以法家思想充实的制度预设使官员只相信制度规则的制裁性、恐怖性与唯上、唯法,使得秦吏普遍的苛酷、残暴,行政过程出现普遍的目标替代现象,地方政府成为“掠夺型政府”;法律虽然相当完备,但只是扩张权力、蔑视权利的“恶法”,其愈严格(严厉)执法,就愈破坏民众的生存环境,依法治国而民不聊生;恐怖、严密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控制网络,社会形态的全能政治管理,导致一般民众的政治冷漠与政治恐惧与异己分子的政治狂热与政治反叛,使得缺乏疏通、发泄政治渠道的民怨沸腾并顺理成章地酿成爆炸性的政治参与与权力颠覆。

论法家的“法治秩序”思想

法家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 ,提出“以暴制恶”的治国路线 ,期求通过君主高度集权、以暴力控制群臣、役使全民而寻得“安定秩序”。对君主不作任何伦理与理性的诉求 ,只以能否保证君主实现国家控制为惟一目的 ,强调君主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以造势 ,以暴力作为最基本治理手段 ,首先以阴谋权术控制群臣 ,进而通过臣以严刑峻法控制民 ,建构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法治秩序”是君主专制秩序、绝对的人治秩序和恐怖秩序 ,是进入政治权力圈的士人为君主集权需要进行的功利主义精心设计。它完全排斥历史、理性、伦理的价值与依据 ,只要求以恶制恶方法的有效性 ,虽能收一时之效 ,却难得一世之功。

群体性事件中信息处理的策略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目前关乎政治稳定的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能够公平、平和、快速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倍感头疼的一个难题。从法理上说，群体性事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也是公民权利救济的一种手段，但是，

合法性抑或有效性——对儒、法两家秩序思想的比较

儒家和法家对于秩序的诉求迥异其趣。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君主秩序的来源是否有疑问、对于人性本质的基本假定、对于政治权力的行使所应坚守的原则等方面。但在君主专制“秩序第一”前提下的儒家、法家的分歧,又在这一前提下得以合流和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构成传统中国专制制度的核心内容。

从秋收暴动到长征会师——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述论

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最终确立,是由军事统帅而政治领袖而思想导师的。其军事统帅地位的确立,始于井冈山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的稳固,以古田会议召开,解决与朱德的矛盾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王明、博古错误路线当道的时期,毛渐失军事控制权;遵义会议召开后,毛进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决策层,但仍是周恩来的辅助者,会理会议上毛的这种地位得以巩固;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面对张国焘的权力斗争,毛以红军总政委职务,使得张国焘的权力要求得到部分满足,毛最终取得对全国红军的领导权,到洛川会议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在于毛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崇祯的政治人格瑕疵透析

对于普适性的君王政治伦理,儒家政治思想的设计非常详细,诸如宽大、平正、威德、慈厚、礼仁、孝恭、勤政、节俭等,具体体现在君主个体身上,则有鲜明的个性化特质。权力的控制性造就个性人格,高度专权的皇帝也就成为专制时代最有个性的人,君主的政治人格也就成为实际政治权力运行中政治伦理的主要表现。崇祯皇帝于此却极为不幸,在个人操守、

开明专制与圣人之治——儒家“礼治秩序”思想引论

“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思想、制度体系的核心元素。期冀以“尊尊”、“亲亲”、“贤贤”等理念维持一个以君主利益为圆心的“差序格局”;社会秩序的取得端赖政治秩序的安定团结,权威的获取期望取得合法性支持;政治权威与公共伦理的相互制约,使得在儒家在政治手段的选择上,要求治者尤其是君主的作为符合仁恕中和的伦理诉求,并处于关键的地位,“重德轻刑”、“君主民本”为理想选择;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持续,首先决定于治者的素质,行政技能服务于个人道德品质,在现实人君无法达到圣贤治国的理想境界时,按儒家思想训导君主成为圣君、贤君,尽量缩短其间差距就成为君子最重要的责任,儒家政治秩序由此化约为“人治秩序”;君子人格的完善蹈循于己———家———国———天下的轨迹,遵从内倾性人格修养训练的进路,人格社会化模式使得“人治秩序”又与有限专制出现正相关关系。

商鞅改革成败论:合法性危机的视角

商鞅改革因商鞅车裂、秦帝国覆亡而呈全败之局,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商鞅改革以弱民、苦民而达至“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其出现正当性缺失与改革暂时有效性膨胀的矛盾,导致改革的特定支持的耗散、虚空;单一意识形态、完全排斥道德价值的重刑酷刑主义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使改革必需的散布性支持无法生成;改革领袖个人品质的缺陷,导致权威危机。各阶层利益冲突因没有反馈机制的消解使得改革危机首先在领袖、体制与共同体的各层次中渐次暴露出来,商鞅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实属必然,所谓“作法自毙”实乃中的之论。

和谐社会的本土资源及其现代价值

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制度在传统中国有不可忽视的本土资源。儒家的圣君贤能政治、民本主义,一元独裁下的行政决策权的决策、监督、执行的三权分离,司法审理、判决与监察权的分离,监察权独立行使与以官治官制度,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职官管理体制的理性化、专门化,均是构建"专制和谐"、"开明专制"、"温和专制"的努力,对现代政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儒家思想前在预设、专制理性的根本缺陷,使得"和谐社会"只是一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几无现实的印证。

建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统治合法性建设——康熙治世法则之三

康熙临国时仍是清政权入主中原的初期,虽有顺治的励精图治,但满汉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江南士人仍是普遍的不合作与抗拒态度,社会精英分子的政治态度相当消极。

厉行清官政治、打造清官文化的吏治之道——康熙治世法则之二

专制社会的政治治理,固然需要国家暴力维持基本的秩序,但以暴政支撑政权始终是历史长河中的异数。暴力可以为政权迅速建立秩序、控制消灭冲突提供工具支持,但这种方式也是代价最大、最难以预料结果、最易遭到报复的方式，也是最危险、最落后的方式。暴力的过度与频繁使用，会导致君主暴戾个性的膨胀，在迅疾积累秩序资源、垄断利益的同时，扼杀体制创新与改良的空间和动力，使制度革新持久地处于停滞状态。

君臣一体、慎刑重德的政治伦理塑造——康熙治世法则之四

专制只能是人治，人格化权力是专制政体政治权力的主要运行模式。这种人格化，既是指政随人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也是指权力主宰者在政治权力的走向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即领导者的个体素质、行政风格、政治伦理，对于政治权力的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以体制性改革奠定作风变革的坚实基础

近几年一些政府机关经常性地倡导、开展诸如治庸治懒、科学管理、文明执法、人性化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效果却不显著。领导新来乍到意气风发地改革,领导一走烟消云散,等待着下任领导的新思路,体现出很强的领导个人化色彩。这种人格化权力带来的改革,

明末社会溃败与崇祯回天无力的历史悲情

＂社会溃败＂的概念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是对以往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与文化堕落综合性、整体性崩溃的一种概括。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可以高度概括明政权灭亡前的政治生态与社会景象，由此对崇祯亡国作一分析。

重建统治权威与着力改善民生的文治武功——康熙治世法则之一

"人物镜鉴"是本刊2010年新开设的栏目。栏目秉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意旨,要求来稿精心选取我国历朝历代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风云人物,以独到的视角广泛搜求丰富翔实的史料,广征博引,充分展示历史人物具有的传奇性和经典性的治政治军和为官为人轨迹,欣赏其智慧与才略,瞻仰其伟绩与高风,感叹其荣辱与际遇,剖析其个人污点与历史局限,鉴其得失,惩其朽腐,兴其惋叹,传播和解读我国历史悠久、瑕瑜互掩的为政为官为人的政治文化。本栏目继发表曹英先生"崇祯新政"系列文章之后,自本期起发表其"康熙治世"系列文章,同时欢迎广大从事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作者踊跃为本栏目赐稿。

南辕北辙的崇祯新政管窥

1627年,虚岁18岁的朱由检改元登基,开始了明朝政权的最后一个时代——崇祯时代。17年后,正当盛年、精力充沛的35岁的崇祯皇帝却用一条白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强大一时的明帝国也随之倾覆。崇祯是少见的得到后人不少同情的亡国帝王,《明史》即赞叹崇祯勤政、克俭．遭遇不测时运致有亡国惨痛。崇祯自己死前也是心有不甘，发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悲鸣。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有误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