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G大学的调查

G大学20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信息与知识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学生安全意识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学生获取疫情防控信息渠道畅通且内容精准、信息聚焦性好且时间分配合理、疫情基础知识知晓度较高且应对疫情知识掌握较好,但也存在信息碎片化、知识模糊性、信息知识残缺性等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以进一步提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学生的安全意识。

形象、权力与关系:“村改居”社区安全空间治理新框架

空间社会学逐渐摆脱了纯粹物理学意义上客观存在,其社会性意涵在空间治理格局中日益引起关注。"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社区类型,其社区空间转型带来了形象的混乱、权力的失落和关系的撕裂,导致社区安全困境凸显。本文提出"形象—权力—关系"社区安全空间治理框架,建议围绕空间印象、空间控制能力和空间网络等维度,通过理性服务、资源赋予和良性互动等具体实践策略构建"村改居"社区安全空间治理体系。

理论纲领确认与学科建制化:全面建设21世纪的公安学

公安学始于公安机关业务研究,是中国特色的学科。2011年,我国将公安学增列为一级学科,在世界上率先将治安秩序维护和公共安全保障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科学研究。当前,公安学学科发展迎来重要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公安学的中心任务是学科建设,包括理论纲领确认和学科建制化。理论纲领确认方面,应当坚持公安学的学科立场和价值观,将维护治安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作为学科研究的旨归;在研究对象上应当实现从公安现象到警务活动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博采其他学科所长,探索适合公安学学科自身的研究方法,提升知识增长的质量;在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当加强对治安秩序、公共安全等基础概念的研究,并据此构建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在学科范畴体系构建中确立以价值论为起点的基石范畴,以本体论为核心的中心范畴,以主体论、客体论、行为论和运行论为内容的基本范畴。学科建制化方面,一是扩大公安学研究的组织基础,提升社会能见度;二是继续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提升学位授予质量;三是攻关学科标准,完善公安学的社会建制;四是推动全国公安学研究会成立,加强学科共同体建设;五是推动公安学学术期刊建设,构建公安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十四五”公共安全规划的先行先试——以江阴市公共安全体系规划纲要编制为例

当前,我国各项"十四五"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其中公共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规划领域。2019年,江苏省江阴市积极开展本市"十四五"公共安全体系总体规划纲要编制的先行先试,规划以"三位一体"的公共安全战略为指导,形成"四梁八柱+地基"的体系架构,为全国相关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公共安全的体系健全和十四五规划创新——以江阴市公共安全体系总体规划纲要(2019-2025年)为例

公共安全体系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总体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对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作出明确部署。江苏省江阴市作为全国改革发展先行区和县级集成改革试点,以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方向,以集成化思维、协同化理念。

老旧社区改造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北京市朝阳区Y社区为例

老旧社区改造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Y社区的实践经验表明,老旧社区改造要从回应社区公共议题入手,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商共治的社区治理总体格局,并在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构建社区资源整合机制上下功夫。在推进老旧社区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中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热情,提升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获得感。

人脸识别技术嵌入社会治安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人脸识别技术业已在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中发挥出显著作用。人脸识别技术嵌入社会治安治理在理论层面的逻辑包括三个环节,即技术作为工具的理性化、主体间的对话与沟通和依靠技术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当前,人脸识别技术嵌入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包括数据共享与技术掣肘的冲突,追求安全与保护权益的失衡,角色差异和权利主张的矛盾,法律缺失与意识觉醒的困顿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技术规制、多元监督、人才培养、法律完善四个维度进行破解,以推动完善人脸识别技术融入社会治安治理之中。

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内涵、实践、成就与展望

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国家安全现代化,治安治理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并在保障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现代化。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制度的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治安秩序的现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安治理理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机制、治安规划顶层设计的引领机制、治安治理履职考核的问责机制;传承中国优秀治安文化的治安治理自信;重视现代科技应用为治安治理赋能。经过这些长期地实践,中国式治安治理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严重暴力犯罪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每十万人故意杀人犯罪率位于最低水平国家之列。未来,中国式治安治理应着力建设治安共同体,筑牢治安治理基层基础,深化科技应用,以推动治安治理现代化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对警民信任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CGSS数据的实证解释

主导价值观是影响民众卷入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警民信任产生深刻影响。在宏观机理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主导价值观可以通过整合警察执法的前置卷入系统与政治面貌的身份调节系统实现对警民信任的支撑,可称之为"逐层卷入"机制。在微观要素下,尽管公众个体不同价值取向对警民信任表现出了异质性特征,但法治观与和谐观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对警民信任的弥散性支持提供了更根本、稳健和持久的动力,可称之为"异中存同"。当前提升民众对警察的总体信任度,需要以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为核心,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组合拳,注重警察执法法治观与和谐观的融入,强化主导价值观的过程影响力以及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等。

公安学范畴体系论纲

范畴是思维的成果,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范畴的建立与推演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图景。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范畴体系,体系内各范畴间的关联推演推动了学科理论的原始创新。范畴体系规定了一个学科认识世界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目前公安学的快速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构建自身范畴体系的阶段,它不仅是深化学科基础研究的阶段性任务,也是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形成、展开与其他学科对话的重要前提。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出发,公安学范畴体系划分为基石范畴、中心范畴和基本范畴三大部分。公安学基石范畴由一系列价值取向及其理论主张构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价值取向方面,秩序和安全是公安学的核心,是对公安学研究意义的总体性抽象,概括了公安活动的核心任务,有效地将人类安全实践的主体性与价值性联系起来,是公安学立学的价值基石;在理论主张方面,应从本土实践出发,将一元主导下多元并存的集体主义秩序观作为公安学的根本立场。公安学的中心范畴由公安学本体论和公安学史论构成。公安学是研究警务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是公安学本体的核心概念,两者关系紧密;学科史是揭示学科知识生产动力机制、解释学科发展进路的重要素材。公安学史论是人类社会有关安全实践的知识流变以及学科化进程的概括,学科史研究要坚持古今中外立场,注意中外关于公共安全实践经验及理论之间的差异,重在阐释我国公安学理论渊源,并结合当代的理论创新与其他国家展开比较研究。公安学基本范畴从警务实践出发,是公安主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依据相应规范对公安客体展开的实践活动,由主体论、客体论、行为论和运行论四个子范畴构成,实践中,四个子范畴密切联系并与外部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从而使警务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活动。

嵌入联结领域:后单位社区安全治理的新框架

社会安全理论及其实践发展脉络由"实体主义"逐渐迈向"认同理念",因此,社区安全的核心也在于"认同的安全"。在总结剖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黄宗智"第三领域"的基础上,学界尝试提出兼具"国家在场"和"社会支持"双重属性的"联结领域"概念。后单位社区安全出现困境和危机的根源在于"认同的分裂"与"联结领域的中断"。对此,应当以嵌入联结领域为切入点,探索构建后单位社区安全的治理框架。从基本思路来看,一是促进"公共体系"与"个人场域"双向嵌入以满足国家控制和居民服务的双重需求;二是挖掘联结领域多元载体,从"参与治理"迈向"合作治理",既发挥主体各自优势,又形成整体集合优势;三是不断适应后单位时代"分散条状"的部门专业化新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基础性权力作用,从"权威治理"迈向"弥散化治理"。从具体实践来看,一是以联结政府与居民为核心,重塑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与社区警务效能;二是充分挖掘传统单位、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与关键个体等差异化、地方性的联结载体资源;三是完善和提升政府制度化建设与专业化监管能力,规避社会治理主体的"选择性服务"问题,最终实现后单位社区安全有序的目标。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社区风险及其安全重构

长期以来,空间都被视为治安研究中一项静态的概念,缺乏对空间本体的研究,随着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空间形态的显著改变,对空间与安全关系的认识也亟待调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性,认为空间具有权力属性,根据其理论,可以把当前讨论空间和安全的主要理论分为狭义的空间观与广义的空间观,为空间和安全的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解释。脱域机制和泛在网络改变了社区空间的形态,在该背景下社区面临狭义空间中安全机制失效以及广义空间中权力关系受损问题,对此,应当修复社区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构建狭义空间与广义空间一体化的社区空间安全体系。

公安学“大问题”研究:还原、解构与建构

探析公安学“大问题”对厘清学科发展方向具有重要价值。现象学的“还原—解构—建构”范式为系统分析公安学“大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建构路径提供了逻辑依据。从“还原”视角看,公安学“大问题”是指对公安理论研究和公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乎我国社会安全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它解决难度大、联动性广且潜在影响强。从“解构”视角看,公安学“大问题”具有真实性、公共性、多元性、权威性、对话性、情境性和动态性等特征。从“建构”视角看,公安学发展的战略走向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构具有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公安学“大问题”;以中国特色公安实践为基石建构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公安学“大问题”;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线建构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公安学“大问题”。此外,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传承与创新、量变与质变、国内与国际等五大关系,对于保障公安学“大问题”战略方向行稳致远具有重要价值。

北京高校安全防控组织结构转型研究

高校的安全稳定有赖于其安全防控组织功能的发挥,而组织结构是影响组织功能的关键因素。目前,北京高校"以墙为界"的防控模式导致防控力量分散,无法形成合力。调研发现,北京高校安全防控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不利于各个防控组织发挥效能,也不利于组织之间的协同配合,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分布的空间结构与安全防控组织权责分配的形式不适应。要提升北京高校安全防控效能,必须改变多元分治的现状,从"虚拟"和"现实"两个角度对原有组织进行变革,构建以信息为中心的网络组织,实现基于帕累托改进的组织优化,以克服组织结构性障碍,实现高校安全防控的多元共治。

公安学主体论范畴研究

主体论范畴是公安学学科范畴体系中对进入公共安全实践领域的各类公安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概括。公安主体分为国家、社会两类,因个体与群体公共安全需求内容的不同,两者在组织性质、权力属性、法律地位、运行方式、公共安全实践上存在差异,但都需要公权力的确认与支撑并以组织化的方式来应对公共安全实践问题。不同类型公安主体在公共安全实践中的分工不同并随着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而不断变化。当前公安主体发展呈现出分化细化与统合的趋势,分化细化与社会发展导致的安全需求多元化有关,统合源于社会风险系统性治理的需要。公安主体的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不同公共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模型和结构;模型和结构的有机性、致密度及主体合力强弱,取决于不同公安主体在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中的地位。公安主体主体间性变化既与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公共安全需求有关,也与国家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和公共安全利益空间有关。提升我国公安主体治理效能需要从主体性治理迈向主体间性治理,强化党的领导和组织化权力网络是前提,法律保障各主体参与地位的平等性是核心,拓展社会公安主体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空间是关键,从而推动多主体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机协同进程。

大型活动踩踏事故“态-势”情景构建与组合推演方法

为解决大型活动踩踏事故形成过程情景描述困难,决策者对大型活动踩踏事故情景演化不易掌握等问题,提出大型活动踩踏事故“态-势”情景构建与组合推演方法。首先,从影响大型活动形成的人、场地、管理、环境4因素提取大型活动踩踏事故情景要素,建立对大型活动研究的“态”“势”形式化表达方法;其次,基于马尔可夫模型,给出情景“态-势”转化的推演描述与计算方法;最后,以上海外滩事故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出的大型活动踩踏事故“态-势”情景构建与推演方法,能够提供情景结构化表达的统一方式和突发事件情景之间演化进程的重构还原。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推演结果与外滩事故实际发展过程基本一致,证明所提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信息疫情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

信息疫情是指传染病引发大规模疫情后,网络空间大量的错误信息形成过载效应,并与正确信息相互混杂大范围传播造成无法分辨的危险的现象。信息疫情有着自身特性,体现为信息量巨大且真假难辨、内容面广且倾向性强、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关注度高且危害性强等。信息疫情累加过载会加大公共安全风险和社会危机的治理难度,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形成社会稳定风险,甚至扰动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极端主义发展。信息疫情的产生既有群体恐慌性情绪导致的信息敏感与无助的因素,也与政府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与水平不足相关,同时还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传播格局变化与交往方式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应对信息疫情,一是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联动机制,增强体系化应对能力;二是督促社交媒体落实主体责任,以技术伦理强化平台自律;三是加强监管力度,促进网络社交媒体的改革发展;四是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全面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五是推动国际间合作,促进信息疫情的全球治理。

论民警微信公号介入重大涉警舆情的策略与影响因素

[目的/意义]掌握全国民警微信公号发展情况,分析民警微信公号介入重大涉警舆情事件策略和影响因素。[方法/过程]选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涉警舆情事件,通过自建数据库进行文献分析,结合无结构访谈法和第三方数据揭示民警微信公号运营者心理动机,进而归纳影响因素。[结果/结论]民警微信公众号在重大涉警舆情发生的各阶段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介入策略;官方态度、事实真相和吸引流量是介入重大涉警舆情事件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利用民警微信公号的作用,提升重大涉警舆情事件处理的技艺与能力。

应然治理与实然治理:基层警务运作中的实践逻辑——基于T派出所的考察

基层警务的良好运行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基层警务背后的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往往存在着背离。基于“结构-过程”分析框架与T派出所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公安派出所由于其独特的组织结构位置,决定基层民警常常需要在国家制度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压力的影响下开展工作。在压力型考核治理机制下,为保证基层警务工作规范、高效,提升群众满意度,上级公安机关对基层派出所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指标并辅以技术手段开展常规化督查,以保证其不偏离组织目标。受制于基础性权力弱小与资源匮乏的困境,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保证辖区稳定,基层警务所遵循的并不总是有章可循的制度化要求,实践中往往呈现出灵活多变的权宜化运作模式。完善基层警务运行,需要树立建设法治公安底线思维,注重治安治理资源的开掘与应用,有效平衡警力与实现目标之间的张力,运用情感治理弥补法律机械主义的不足,进而构建一个规范的、可持续的基层警务运行机制。

人工智能在警务应用中的异化及其风险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开发及广泛应用,其已经从单纯的技术演化为治理手段。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中应用极大提高了工作效能,但人工智能“有缺陷”主体的特质使其难以“无缝”嵌入警务工作中,如不加限制地使用,势必会对警务目的、个人隐私、执法伦理及道德情感形成冲击。应对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中异化风险,应明确人类在警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优化警务工作中“人—机”的分工,以“谁应用谁负责”为原则解决归责困境,将警务活动的价值理性充分融入人工智能中,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应用中的合理化与安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