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京召开

2016年5月28-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召开。一、主旨演讲及开幕报告。李中清《清代缙绅录数据库及相关研究》通过对已录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统计出旗人、民人的官职在不同品级类别的分布情况，六部衙门按品级分类的旗人官员比例，不同时期的旗人及有科名民人品级分布等信息。

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

本文立足于批判性反思的立场,以社会史为中心,从人口、性别、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追溯了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8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现之旅”,进而分析了这一以“中国中心观”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趋势内在的逻辑困境,认为这类研究,尽管绝大多数都是就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所做的专题探讨,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一种“总体性思维”,采用的是一种愈益宽泛的现代性定义,因而最终走上了一条“泛近代化”的道路”。这类研究,又无不以反西方中心论为旨趣,却因其针锋相对的逻辑,一方面难免滑向“中国中心主义”的老路,另一方面又为西方中心论的延续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故而属于一种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就国内学者而言,这样一种力求在中国本土寻找现代性的努力,使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国学理论,结果在冲击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同时,又逐渐走上了一条新教条主义的道路。

新修《清史》、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出现新修《清史》的动议,到清史工程的启动,其间历经了约半个世纪的曲折。在此期间,虽然这种动议一再受挫,但以戴逸教授为代表的清史学者始终不忘初心,一面努力开展清史研究、建设清史所等专门性研究机构,一面多方呼吁、倡议启动新修清史工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以及清史学科的深厚学术积累,清史工程终于得以启动,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范式困境与未来突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及西方理论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渐次展开。在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全球史范式的指导下,研究理路渐趋成熟,但不同范式下的研究均有侧重点与局限性。未来需要突破单一研究范式的指导,全面把握红十字会在广阔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同时,积极引介国际学术成果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全球化进程及跨文化语境下审视近代红十字会,对于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发展亦有着重要助益。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

1920年9月"新青年社"的正式成立,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主要编辑之间、编辑者与出版者之间双重分裂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13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对于认知这种分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这批书信中,有一封信的作者和另一封信的时间,学界目前的认定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1932年陈独秀致胡适一信,内涵特别丰富,有助于认知托派领袖陈独秀与胡适、李季之间的复杂关系及相关历史真相。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理念溯源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民大学自创建以来一直秉承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既是继承发展传统教育观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创办高等教育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因时变通,将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引入高等教育与大学建设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之中,进而成功地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圩田的起源、分布、分类、发展特点、修筑管理、作用评价等内容的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这些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的角度入手,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个案、地图与表格的方法;最后对圩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的反思。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能忽视两个历史过程和三个重要特点,同时也要注意"新文化史"方法运用的意义及其限度。从情感取向、思想形态和实践运动相结合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这一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作者围绕这些思考,对中外学界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

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做了全面回顾,分为总体进展、部门地理研究、断代地理研究、区域地理研究四个部分,既总结了学术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了不足。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故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困难与挑战并存,该领域的研究还将大有用武之地。

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概论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

新世纪以来的史料型数据库建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大批具有强大阅读和检索功能的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不断涌现,为学术界贡献了海量的数字化文献资源。它们的广泛运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文献查阅方式、丰富了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课题。同时,由于数据库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学者自身学识和治学态度的影响,数据库在运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者反思和警惕之处。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作者倡导扭转从中原看边疆的思维取向,主张从边疆发现历史,并对游牧社会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极不稳定,其大起大落的关键原因在于牲畜繁衍与粮食作物生产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生产机制的差异导致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类型不同的时空观念乃至法律结构。作者还从空间入手开展思考,对中国历史疆域法律地位加以探讨,强调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阐明疆域的法律特性和法律地位。疆域法律地位的研究不同于边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的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准论"和"结果论"两种观点,只要厘清各自的操作概念和分歧点,就不会为此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焦点与困境——以对中国民族学会的考察为中心

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阐释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何使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拥有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从而拉近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将其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是辛亥革命以来历届中央政府为之努力的重要政治目标,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更是成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亟须推进的重大问题。中国民族学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一个以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它所关注的问题及遭遇的困境均与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从另一个视角别开生面地具体呈现了全面抗战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历史样态及其时代特征。其对民族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在今天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在地化研究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

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近些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的当代,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展开,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也成为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话题。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摘引的发言主要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国史研究中围绕“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等问题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特提出加以讨论和澄清。主张坚持“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 ,认为只有以之为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 ,方能彻底走出旧的误区 。

中国人民大学藏善本《支百集》文献价值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善本《支百集》,又名《休宁洪源洪氏家乘》,是记载徽州休宁洪源洪氏一支的家族资料。洪姓属于古徽州大姓,自唐代迁居徽州,经过漫长的繁衍生息,涌现出了洪适、洪亮吉等诸多名人,为徽州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基于此,学界对于徽州洪氏发展源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