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考古的十大发现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建设,导致了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这些底蕴深厚的出土文物,不断地撼动着旧有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中国音乐史。它使人们看到了传统中国音乐史学显而易见的局限,也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文章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广州南越王墓、贾湖骨笛、新干大洋洲商墓、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洛庄汉墓、鄯善洋海箜篌、奉节石哨、鸿山越国贵族墓等10例特别重大的音乐考古成果,提炼其核心的学术资料,加以客观的评述;并在全面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扼要阐发其所含深层的历史意义。"十"者,概数也;"大"者,孔见也。以此与有兴趣于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国际学人共享。

音乐考古拾意

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音乐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音乐情况的一门学科,属于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飞跃发展,得力于曾侯乙墓编钟和贾湖遗址骨笛两大重要音乐考古发现,其挑战、冲击乃至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

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

2009年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汉墓(江都易王刘非墓)出土了一套仿玉玻璃编磬,为中国音乐及科技考古上的空前大发现。编磬为古代中国特有的高铅钡硅酸盐玻璃质地,由22件以上的单体磬块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长69厘米,重11.3千克。汉初出现如此巨幅的玻璃精品,为当时世界所仅见,更是古文献推崇备至的"玉磬"之最早、最完美的标本。全面复原这套编磬,对于研究编磬的乐器性质及音律、汉初宫廷礼制和社会乐音生活、古代玻璃制造工艺乃至中国科技史,均有重大意义。文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套编磬的复原实验和研究的全过程。

甬钟的音乐考古学断代

自西周早期至西汉,甬钟一直是乐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进历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于纹饰、形制、体量、调音技术、编列、音列和组合等七个方面。甬钟的形制、体量以及组合的演进历程皆分四个阶段;纹饰风格和编列的演进历程分五个阶段;调音技术的演进历程分六个阶段;音列的演进历程分七个阶段。编列成分单一且所属年代为一个阶段的盛期的甬钟的断代,只需要依据一个标准就能作出判断;编列成分复杂或某些特征不典型的甬钟的断代,则需要参考多种标准进行综合分析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先秦镈的音乐考古学断代

先秦镈的纹饰、形制、体量、调音技术、编列、音列以及组合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作为断代标准。依据不同的标准,先秦镈的分期不尽相同,依据纹饰和形制可分五期,依据体量、调音技术和音列皆可分三期,依据编列可分四期,依据组合可分五期。总体而言,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镈的纹饰繁复,物象特征突出,形制雍容华贵,体量大,编列简单,未调音,组合形式比较单一;春秋中期至战国末,镈的纹饰相对简单、抽象,初具几何化特征,形制朴实实用,体量小,编列和音列复杂,大多经过调音,组合形式多种多样。

先秦组合编钟的音列组合

音列组合是衡量先秦组合编钟演进的重要标志。先秦组合编钟的音列组合模式复杂多样,分拓展类组合和非拓展类组合。拓展类组合属乐功能组合,分同宫型组合和异宫型组合,同宫型组合分叠接式组合、咬接式组合和对接式组合。非拓展类组合属礼功能组合,分重合型组合和缺位型组合。先秦组合编钟音列组合演进历程分五个阶段:1.西周中期和西周后期;2.西周末和春秋早期;3.春秋中期;4.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5.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

也谈曾侯乙编钟的生律法

曾侯乙编钟铭文记载了不同于传世文献所载的音名和律学体系.铭文中,十二音分为三组:一组为四基,即“宫”“商”“徵”“羽”。一组为四角(领),即“宫角”“商角”“徵角”“羽角”。还有一组为四曾,即“宫曾”“商曾”“徵曾”“羽曾”。学界对铭文进行了全面解读,但对铭文所体现的生律法的解读见仁见智,说法各异。

先秦青铜编钟音列演进的不同步现象

商代编铙的音列不出宫、角、羽三声,西周大部分时间里,乐钟五声缺商,西周末和春秋初之际开始有了商声,随后,音列逐步丰富,至战国十二声齐备,这是学界对先秦青铜编钟音列演进状况的基本认识。对于种类和编列形式复杂多样的先秦青铜乐钟来说,这种认识需要细化,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本文揭示不同类型青铜编钟音列演进的不同步现象,并初步讨论这一现象的成因。

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组合编钟的“8+8”结构

西周后期,编钟出现了"8+8"结构的组合形式,这一结构是最早的同类乐钟组合而成的编钟组合形式。本文从形态学分析入手,探讨这种组合结构形成的原因,揭示其文化内涵。

西周后期甬钟编列的二分现象

编钟的二分现象是西周后期八件成编的甬钟编列结构的独特现象。本文在西周时期甬钟编列演进历程的背景下,从甬钟的编列、音列等方面对二分现象进行剖析,揭示西周后期甬钟编列二分现象的成因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