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优势“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障碍、途径与改革突破口

“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不仅仅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独特优势,也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赋予和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动力机制的决定性因素。在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形成和运行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重点研判一国在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进程之中可能会发生的突出发展误区,表现在“基础研究能力缺失”“经济结构金融化服务化”“全球市场依附型”这三个最为突出的发展误区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推进中国优势“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形成的突出障碍因素,并由此阐述了当前推进中国“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形成的重要途径。综合以上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在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进程中的核心改革突破口和重点政策举措。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碳排放的协同效应研究——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域碳排放的VAR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挑战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进步则是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力量,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域的碳排放数据,构建了基于信贷规模的金融发展指标和基于授权专利数的技术进步指标,并利用面板VAR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省域碳排放的协同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以银行信贷规模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地减少碳排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技术进步。单纯的技术进步对于碳排放减少并不显著,但对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对于碳减排,技术在总体意义的发展不一定有效,而有偏向性的绿色技术进步可能更为重要。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自我激励特征,当期的增加会引致未来几期的增加。为此,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在促进碳减排方面需要实现更有效的政策协同。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

当前"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叠加效应造成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局,已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其不仅造成中国实体经济成为诱发各种宏观经济风险爆发的来源,也导致中国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失效。而且,其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供给侧面的恶化,进一步导致需求侧面动力机制的弱化乃至恶化,对中国新常态下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效应。针对造成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高债务-高税负-通缩"的成因分析,可行的改革措施是:(1)通过对中国银行体系禁止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管制政策的逐步解除,鼓励银行业的混业经营以及直接投资业务的创新。容忍资本市场适度泡沫化,鼓励直接融资形式资本市场全面发展;(2)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高税负难题,减少政府非公共性权力和政府层级,是最为持久,同时也是最为彻底的重大改革举措;(3)不要再局限于过剩产能的淘汰以及僵尸企业的集中破产,是否会造成短期大规模失业和诱发社会安全风险的过度担忧,要积极通过构建失业保障安全网和打造社会安全托底机制,推进"僵尸"企业倒闭破产以及落后产能全面淘汰的善后工作,重塑中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投资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吗?——基于偏离份额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偏离份额法对工业投资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来源于产业或各省份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只是阶段性现象。(2)从三大产业视角来看,1979—2015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负值居多,说明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但2011年以来连续呈现结构红利现象;动态效应在整个时间段内正值居多;在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从分省视角来看,1994—2015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各省份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负值居多,22年时间里只有6年出现结构红利现象;这一时期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正值居多。

中国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优化实证研究

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重点考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优化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产业结构偏离度ISD值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程度正在加剧。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程度较高。(2)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即工业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加剧;从地区角度看,工业投资都与工业结构ISD值正相关,且同样的工业投资会导致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更严重。(3)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GJH值普遍呈上升趋势,即各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仍然较低。(4)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即工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而从地区角度看,只有中部地区的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东部和西部地区不相关。

中国农民工多维物质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随着贫困研究的思路走向多维化,物质贫困作为整体贫困的一个重要维度而愈发为研究者所关注。长期以来,物质贫困测度采用的一维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有引入多维分析方法,才能客观、科学地分析现实中的贫困。Alkire-Foster方法提供了较好的贫困测度工具,在确定了将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个人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作为物质贫困的四个维度之后,对贫困问题相对典型的农民工群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多维物质贫困测度,并且对各维度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多维物质贫困进行了研究。对农民工物质贫困的多维测度研究认为,精准扶贫工作不仅仅是通过劳动报酬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就可以简单完成的,只有科学识别不同维度的物质贫困,才能从根本上拔掉"贫根",实现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靶向治疗"。

对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争议中几个核心判断的验证——基于东亚先发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东亚先发经济体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二战后农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事实验证了当前中国农地改革争论中的几个核心判断,得出结论: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仅仅追求土地要素的经济效率;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时,完全的私有产权可能导致农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很低水平时,完全的私有产权不会导致农地集中,从而也不会有效促进规模经营,而此时即便农地集中也不会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应该坚持集体所有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集体农场和农地股份制。

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新进展(2018)

2018年,学界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一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价值研究;二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三是继续深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研究;四是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2016年是学界探索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关键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者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益的成果。本文对学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和方法这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归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多边主义盛行与中国自贸区建设--兼评《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信息技术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虽然给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注入了新方式、新形势、新态势，与之伴随的是多边区域主义竞争新态势不断涌现，美国主导TPP12国在2015年10月已达成部长级基本协议，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意义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框架从二元经济向三元经济的转变。三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框架的构建,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资本的流动机制、市场的实现机制和制度基础四个方面。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全面追赶”战略向“优势兴国”战略转变。三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经济发展来看,必须转向整合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和两个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彭刚经历了１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在这块东方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神奇变化，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便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路径

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本质性任务要求。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现象、新改革,催生中国理论的新发展。要构建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应明确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涵和新特点,剖析新质生产力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制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在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部门顺畅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众多机制体制性障碍,进而才能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发展和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与重点改革突破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脉络 1.生产力层次推移理论生产力层次推移理论是国际上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即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上的不同层次.

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是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引发了众多争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既是启动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钥匙,更是推动中国经济"新周期"形成的核心途径。具体表现是:创新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优化和塑造中国经济新结构的核心因素,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结构性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和经济新动能释放空间的决定性因素;是促进中国今后投资和消费平衡增长路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既决定了中国今后投资结构的转换格局和投资效率的改善空间,也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依靠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既是中国当前实施振兴制造业举措的关键所在,化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困局的要害所在,也是引导金融体系资金进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解决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困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在推进中国情景下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把握及处理好创新和经济、政府和市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和民营以及国内和国外这"五大"关系。

中国全面转向全产业链政策的重大价值、关键内涵与实施途径研究

重构中国的国家产业政策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竞争优势的全产业链导向的新型产业政策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强化。在长期观察和充分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全产业链新型产业政策的核心原则和理论基础。需要关注的客观事实是,不能将全产业链政策与传统产业政策简单等同,或者将全产业链政策归结为传统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全产业链政策看作传统产业政策的改进版或升级版,这些判断均是对中国特色全产业链政策根本性变革价值的低估或者扭曲性认识。中国特色全产业链产业政策是对传统产业政策的重大变革乃至根本性突破,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阐述了构建中国特色全产业链政策的内在逻辑和重点方向,提出了今后构建中国特色全产业链新型产业政策的重点改革突破方向。

探索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持续维持中国资本有序扩张同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两大重要任务。在梳理资本影响一国收入分配格局内在逻辑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一国内部资本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归纳和提炼中国背景下资本运行机制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已经发生的多重偏离效应的前提下,探索了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的中国发展方式。指出应重点培育和强化的几个关键点在于:引导和激励资本全面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领域和高端产业领域;引导和激励政府财政资金优先进入以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为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部门;引导和激励国有资本全面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领域;引导和激励民营资本全面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领域、高端产业领域和生产率提升领域,全面促进就业的提升。最后,提出了打造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中国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及其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构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路径与突破方向

一国最优动态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化最为基础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体中代表性企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周期、创新行为特征以及所内含的外部融资需求特征。当前阶段,以垄断性大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功能为主的我国金融体制结构性问题导致了现有大银行体系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种内在需求之间,当前金融规模扩张、金融工具创新与推进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培育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方面所内含的诸多融资需求之间,都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和错配现象。在辨析当前中国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还是全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民营银行、大银行导向还是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地方化专业化导向等四大重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今后金融结构性改革的突破方向以及相应的具体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