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和新中国政体的奠基——基于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简要考察

理论工作的根本首先在于: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重新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要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发扬与复兴事业的领导者,将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牢固而紧密地与自身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认真反思并吸取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方方面面的具体经验,逐步改造当今理论、教育与科研战线的话语环境,重新奠定中国政、经、法、文、史、哲、艺乃至理、工、农、医等各界的话语体系、理论基础与共识基础。唯有如此,中国的崛起才真正是文明史意义上的伟大复兴,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就才能称得起是文明再造级别的旷世伟业。

由仁即礼:孔子之道与中国“轴心时代突破”的特质

为了评估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文教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我们诉诸"轴心时代突破"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所敞开的比较视野。相对于以启示宗教为标志的希伯来精神,儒家思想运动毋宁是一种自然之教,与同样强调自然理性的苏格拉底的德性之教相比,孔子把仁德置于智德之上,凸显了原儒学说感通人伦的超越精神。由仁即礼的突破和孔子对古代圣王政教传统的批判继承,开辟了中国文明"政教相维"的新传统,表征了中国"轴心时代突破"的特质。

冲击与回应——康有为儒教中国的转型之思

面对西方的冲击,因应时代之召唤,康有为作为一个'新秩序与新方式'的倡导者,把自己的普遍主义精神诉求同对中国命运的特殊关怀结合起来,提出了全面的救世方案。他提供的'保国一保种一保教'的回应方案,典型表征了儒教中国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完整战略意识。因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康有为无疑更多地关注西方式政教与国家组织形式与动力效果的优点,对此中的缺陷与罪恶往往采取一种权宜主义的容受,最多是大同主义乌托邦式的抽象批评态度。但毋庸置疑,对西方力量挑战下新历史形势的敏感、对西方政治思潮的容受和对今文经学传统理论资源的继承,在康有为这里促成了一种新的思想综合,这种综合作为儒教国家转型的理论筹划,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与其说作为答案,不如说作为问题,深刻地凸显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在历史与理论之间:西方冲击、儒法传统与中国发展道路

在'后冷战'的时代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两极体系的终结是否如'历史终结论'者所期待的那样,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时刻已经来临——现代西方开启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无论是年轻的苏—俄文明,还是古老的中国文明,都降解为'自由民主'的'个体',从而,把这些非西方的'他者'吸纳进'普世'的历史之中,借此,世界历史正走向由'最后的人'所标志的'终结'?还是相反,被美苏两极体制凝聚起来的左右两极斗争,恰恰会随着这一体系的崩解而重新弥散进西欧、北美、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印度乃至每个政治社会的内部?本文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症候已经从两大冷战阵营交互揭批的公开展示中退隐到了西方内部,而后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扩散到了全球社会之中。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回应西方挑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儒法社会主义”:西方冲击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回应西方挑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导言:为什么要“回到康有为”?

在当代,康有为这个话题之所以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不仅因为他作为思想人物处在中国'古今之变'的转折点上,而且因为他所言、所行和所思——所表征的中国面对世界的困惑并没有因为一百多年的时间绵延而得到自然的澄清。换言之,康有为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因为其提供的答案,而是因为其提出的问题。康有为所提出的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古今中西'问题。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

“治治”之“礼义”:荀子的儒学之道

礼义是勾画荀子儒学的核心概念,王者之政制则是礼义之治的典范,君子通过修治礼义,不仅要给群居的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全,而且要通过礼义的隆礼体系,建构起人伦的差序,实现"圣者尽伦,王者尽制"的王道政治理想。礼义作为客观的规范体系,建立在人伦本分的差序辨分基础之上,对人伦差序的辨分,要依赖于圣人"知分统类,以道观尽"的哲学智慧;礼义的核心要义在效法圣王;对既成礼义法度的执行与阐发,要依赖于君子的审慎裁量与推论。在"天下无道"的乱世,相对于道家的伦理虚无主义与政治虚无主义,礼义的政治哲学致思于贤贤之伦与尊尊之序有机联系的建构之道,企望着文明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