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人群心理健康的人口因素及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的:分析城镇化、老龄化、人口流动率对医院精神科就诊比例的影响以及独居率的调节作用。方法: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usman-Taylo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率分别与医院精神科就诊比例负相关和正相关。城镇化与老龄化的交互项、城镇化与独居率的交互项均与医院精神科就诊比例负相关,老龄化与独居率的交互项与医院精神科就诊比例正相关。结论: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分别是中国人群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城镇化改善了老龄化对中国人群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独居率的上升扩大了城镇化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加深了老龄化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需重视农村老年人口、流动人口以及独居人口的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

中国内地外籍人员的特征、趋势与预判——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2010年和2020年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在中国内地居住的外籍人员的最新特征与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规模明显增加,性别结构出现逆转,年龄结构整体趋于“青年化”,受教育结构趋于下沉。他们的来源地构成更加多元。十年间,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外籍人员规模与比例均大幅下降,而分布在云南的外籍人员规模与占比均明显上升。他们在中国内地短期居住比例明显下降,而中、长期居住占比大幅上升,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就业与定居目的。这一系列变化同时受到国际人口迁移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此外,结合中国未来发展规划和前景,以及其他国家的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势必将迎接更大规模的外籍人员。对此应未雨绸缪,尽快建立和完善在华国际移民管理预案和制度安排。在人口负增长的新趋势背景下,激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与活力,更好地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折性变化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作为串联宏观与微观的桥梁,家庭通过其要素的“变”与“常”既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发展,也浸润着个体的私人生活,其中结构要素起着枢纽作用,最为引人关注。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在中国家庭规模结构小型化、代数结构扁平化、类型结构多样化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家庭结构定义遵循静态还是动态视角、家庭结构变动是核心化还是小而多样化、与家庭结构要素紧密关联的家庭关系中夫妻轴和亲子轴的相对重要性、家庭功能弱化还是分化、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呈单线演进还是复杂多元模式等核心议题方面,仍存在不少分歧。立足新发展阶段,应从视角的开放性、学科的包容性、理论的本土性、发展的共向性四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以独特而丰富的中国家庭发展实践,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子代支持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子代支持、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子代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其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社区环境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社区休闲娱乐环境和个人发展环境越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3)社区环境在子代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社区休闲娱乐环境对于子代经济支持处于低水平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更强的保护作用;休闲娱乐环境能够强化子代精神慰藉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因此,要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系统性、针对性地改善社区环境、增强子代支持,探索创建子代和社区联动模式,构建代际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老年友好的社区环境。

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内涵、特征、困境及应对

在“迁徙中国”时代大背景下,本文聚焦父辈从农村流入城市而自身出生或成长于城市的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关注他们的社会融入。与流动人口一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的内涵有所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融入水平提升但与城市户籍居民仍有明显差距;生活融入意愿强烈且实际互动也更加频繁;文化接纳能力更强同时仍重视家乡文化;外乡-本地双重身份认同并存亦有双重身份共缺。尽管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水平明显提升,但往往仍面临着“融入城市不易”“离开城市困难”“双重意义的边缘”等困境。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入手,强调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是纾解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社会融入困境的可能有效方式。

我国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共同现代化历程研究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利用第三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40年来,各民族就业产业结构类型从以原始型为主转变为发展型占绝对优势,现代化转变趋势凸显。第二,我国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历程经历四个阶段:1982至1990年为蓄能阶段,各民族人口在第一产业的占比下降幅度较小,现代化进程缓慢;1990至2000年为现代化起步阶段,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起步;2000至2010年,西部大开发和特色产业发展加速民族地区经济模式转型,进入现代化加速阶段;2010至2020年,在精准扶贫等政策推动下,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实现飞跃,少数民族整体第一产业比例降幅高达34.24个百分点,大多数民族进入现代化中后期。第三,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差异性缩减,同步性凸显,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共同现代化的趋势得到确认。第四,目前存在个别民族第一产业人口占比依旧较高等问题,应该将这部分民族的发展作为未来民族工作的重点,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56个民族全部完成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人口负增长时代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研究

人口负增长会对教育资源的配置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和韩国在人口负增长的冲击下,教育资源供给明显过剩,已经出现了学校关停、教师失业等问题。根据人口变动情况对教育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2022年和2023年中国连续出现人口负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现实和人口负增长长期持续的前景,对多学龄段人口的教育资源供需情况进行整体性考察。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队列要素分析方法预测2020—2050年中国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规模,并通过设定未来教育资源供给水平分析未来教育资源的供需缺口和生均配置状况。人口预测中方案显示未来全国各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规模都将经历短暂上升、持续下降、轻微回升三个阶段,呈现出梯次性、波动性负增长态势,2050年在校生规模将降至2022年的54%~67%。在人口预测中方案和教育资源供给维持2022年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数和学校占地面积资源将在短期内错峰出现有限的供给不足,随后分别在2024年、2031年、2035年、2037年左右开始出现过剩,预计到2050年需求量占2022年存量的六成至七成,全国各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共过剩约633.7万人,学校占地面积共过剩约3361.4平方千米;如果对教育资源供给进行拟合外推,供给过剩的节点将会提前到来。全国各教育阶段生师比将出现下降,生均教师资源将于2042年之前全部超过经合组织、欧盟和美国在2021年的水平,于10年内超过2022年北京和上海的水平。生均占地面积、图书数、学生终端数增长明显,2050年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各类生均教育资源将分别增长至2022年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1.7倍、1.5倍和1.8倍。未来中国有机会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但也要警惕教育资源过剩引发的资源浪费,为此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建立学龄人口规模与教育资源需求监测制度,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资源的配置预留时间;二是探索教育资源整合共享的有效路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调整教育资源分布,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异;四是做好舆论宣传,减轻教育内卷和育儿焦虑;五是以质换量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家庭困境和欺凌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困境家庭儿童往往面临功能缺失的家庭环境,同时也更容易遭受欺凌,家庭困境和欺凌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双重伤害。文章基于2018年“困境家庭儿童健康状况研究”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详细剖析了家庭困境和欺凌的互动关系及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困境和欺凌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家庭困境和欺凌两者的作用存在强化效应。一方面,家庭困境会增加儿童遭受欺凌的风险,受调查的困境家庭儿童在过去30天遭受欺凌的比例较普通儿童高出9.6%,困境家庭儿童的欺凌综合得分比普通儿童高0.217;另一方面,困境家庭往往存在家庭功能缺失的问题,在儿童遭受欺凌时难以给予有效支持。遭受欺凌给困境家庭儿童带来的心理健康损害比普通儿童更大,从情绪症状得分上来看,困境家庭儿童因遭受欺凌而受到的心理健康伤害约是普通儿童的1.5倍。此外,欺凌是家庭困境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欺凌的中介作用大约能够解释家庭困境对儿童心理健康负面影响的24.8%,家庭困境会通过增加儿童遭受欺凌的风险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保护困境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既要从家庭角度干预,也要从欺凌角度着手,不仅需要尽可能弥补其家庭功能的缺失,也需要加强校园内外欺凌行为的管理与干预,阻断家庭困境到欺凌的作用路径。

中国高龄老年女性的多重发展困境及其治理选择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高龄老年女性群体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和困境。基于1998年、2008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数据,研究全面剖析了高龄老年女性在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所遭遇的多重发展困境。可以发现,在个体层面,高龄老年女性普遍面临教育不平等与认知能力衰退、身体亚健康与自理能力限制、孤独感与心态消极等挑战;在家庭层面,她们往往遭遇晚年丧偶、独居空巢、经济自主性较低和照料资源不足等困境;在社会层面,医疗保障不充分、养老保障不完善、长期护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则更为突出。高龄老年女性是老龄社会社会治理的重要关注对象,针对她们的多重发展困境,亟需构建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综合治理策略框架,明确精准识别、科学评估和积极应对的治理路径,全面推动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高龄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我国民族人口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住户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各民族人口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均呈上升趋势,并且民族间的语言能力差距缩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受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交网络的综合影响,受教育程度、居住安排、家庭经济状况、寄宿、流动经历、互联网使用是正向预测因素,同胞数量和“汉少”双语授课是负向预测因素;民族身份与个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紧密关联,父代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比非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和汉字读写能力更好。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要在民族地区积极推广普通话和汉字,充分利用个体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保障各民族家庭子女掌握交流互通的语言工具。

人口流动对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人口老化速度明显加快。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北京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因素分解法和Preston模型对1990-2020年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出生和死亡对北京市人口老化速度的抑制影响较小,而以劳动年龄为主的流动人口对北京市常住人口老龄化起到极大程度的缓解作用。2000年以来巨大的流动人口存量对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从人口流动的增量来看其对北京市人口老化速度的抑制作用在1990-2010年之间迅猛增加,而在2010年之后又呈现出急剧缩减的变化趋势,对总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作用大幅减弱,是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是影响北京市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重要因素,要继续加强人口流动的动态监测调查,统筹规划各项人口政策,合理制定、及时调整人口调控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带来的挑战。

德国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实现我国在2030年前每万人口拥有5名高质量全科医生的目标,现亟需健全全科医生教育培养体系,以应对全科医生数量少、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挑战。本文系统梳理德国全科医生现状及其教育培养体系。研究发现,截止2020年德国每万人口已经拥有5.3名全科医生,在职医生中全科医生的数量位列第二,具有很强的职业吸引力。同时,德国全科医学培养具有宽进严出、统一组织考试、公立大学、综合医院及家庭医生诊所联合培养、培养时间较长等特点。相比于德国,截止2020年我国每万人口仅拥有2.9名全科医生,现阶段实行三种路径并行的培养方式,其中转岗培训占比最大,面临高层次人才紧缺的情况。德国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以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科医生高质量教育培养体系。

家庭和社区环境对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家庭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考察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不同年龄组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和社区环境均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影响,且社区环境对家庭环境的健康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在不同年龄的老人中,社区环境各因素的影响不同。在中龄老年人中,社区为老设施对于家庭居住条件较差的老人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更强;在高龄老年人中,社区养老服务对家庭居住条件较差的老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因此,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应注重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及社区环境,以社区为老设施和养老服务扩面、提质、增效为契机,打好家庭和社区环境“组合拳”;通过二者高效配合,尽可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母职惩罚”效应——基于动态视角的分析

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主要由女性承担,使已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母职惩罚”,这一现象进而反过来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成为许多国家(地区)近年来出现较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女性的“母职惩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尤其在近年来出现愈发严重的趋势。但囿于数据,已有文献大多聚焦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后生育的女性,鲜有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开始比较各时期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劳动参与产生的影响,并且大多数文献主要考察生育事件的整体影响,较少关注不同育儿阶段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动态变化。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4年的生命历程回顾性调查数据重构女性在生育前后的劳动就业史,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1980年之后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的劳动状况在初育前后的动态变化轨迹及其在不同工作部门类型的女性间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在生育一孩后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并在生育后第2年达到最低点。生育前在企业工作并且拥有农业户口的女性受到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而生育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务农的女性受到的影响较小。文章进一步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混合效应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比较生育对女性参与劳动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生育队列间的差别和不同生育阶段对女性在不同工作部门参与劳动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一孩的女性,在21世纪之后生育的女性的劳动参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相比生育前,成为母亲后的女性在各工作部门工作的机会都有所下降,但在企业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最小且受到影响的持续时间最长,在其他类型的部门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仅在孩子年幼时受到影响。提升未来我国女性的生育水平需要切实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重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同时鼓励男性多参与育儿和其他家务劳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无用感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当前我国老年人无用感现状及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无用感的影响,并探讨年龄和社会参与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为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积极老龄化提供实证依据。方法:使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使用选点法和Johnson-Neyman法对年龄和社会参与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当前我国老年人无用感水平较高,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无用感有影响(b=-0.10,P<0.001);随着年龄增加和社会参与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无用感的缓解作用逐渐减弱(b=0.01,P<0.05;b=0.02,P<0.01)。结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无用感具有缓解作用并受到年龄和社会参与的调节。建议尽早对年龄较低的老年人进行互联网接入干预,并重点关注社会参与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应发挥互联网降低老年人无用感的积极作用,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老年人社区满意度对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及边际效应研究

目的:分析中国老年人基层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率,探讨社区满意度对老年人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及边际效应。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选取6889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纳入本研究。运用Logistic模型探究老年人社区满意度对其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并进行边际效应分析。结果:老年人社区满意度与基层卫生服务利用正相关,平均边际效应为4.6%,均值边际效应为1.4%。更换回归模型后结果保持稳健。社区满意度对高需求老年人基层卫生服务高利用的边际效应为11.0%,强于低需求老年人(0.4%);对城区老年人基层卫生服务高利用的边际效应为1.6%,强于村镇老年人(1.1%)。结论和建议:高水平的社区满意度是促进老年人(尤其是高需求老年人)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要素之一。社区满意度对老年人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边际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可能是由于城乡社区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建议社区工作者通过多种途径提升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以助力基层卫生服务利用,同时政府应促进城乡基层卫生资源配置均衡,以避免城乡基层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性。

负性事件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童年事件和现期事件的分析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理解负性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负性童年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及其在现期事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负性童年事件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或预算约束间接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积极现期事件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正面影响,负性现期事件对老年人多个维度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负性童年事件在负性现期事件的影响上存在调节效应,相比于未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负性现期事件对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慢性病数量的负面影响更小。

非均衡常态下促均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发展

非均衡性是人口发展的常态,往往表现为不同时期的人口问题。从“表里”两条脉络梳理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演变及实践历程,表层脉络可概括为从“抑增长”到“促生育”,里层脉络可概括为从“总量调控”到“多维统筹”。基于现代化理论审视人口均衡发展,有助于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均衡发展的基础和宏微观机制,当前面临的低生育率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外部主导型发展失衡,应从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提高人口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个体主观能动性等方面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需求-目标-工具”框架下失独扶助政策的失范与矫正——基于22个省级行政区政策文本分析

失独扶助政策的目标包括维持基本生存、增进民生福祉、构建管理制度、营造舆论环境与促进社会融入五大目标。失独群体的个体性与结构性困境有不同层次的政策需求,政府部门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发挥社会政策的工具性效应,从而实现个体需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基于全国22个省级行政区失独扶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表明:政策需求维度中以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为主,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欠缺;政策目标维度中以维持基本生存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为主,构建管理制度、营造舆论环境和促进社会融入等目标欠缺;政策工具维度中以命令型工具为主,激励型和系统变革工具为辅,劝告型和能力建设工具欠缺;从政策区域异质性来看,相较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政策文本结构在政策需求、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维度最为全面、多元与完善。未来政府应优化扶助政策的政策需求与政策目标,调整政策工具供给,促进政策公平性。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研究

目的:通过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的量化分析,全面了解其总体特征、政策工具组合运用情况,为促进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完善提供建议。方法:以2009—2022年中央政府发布的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工具(X维度)—利益相关方(Y维度)—政策过程(Z维度)”三维政策分析框架,开展政策内容分析。结果:供给型政策工具比例合理、政策重点立足于政府部门和政策执行阶段;主要运用公共卫生项目推进,重视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并给予资金、人才支持。但存在总体结构失调、利益主体政策格局失衡和政策阶段关注不均等问题。建议: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对利益相关方投入多元化政策关注及合理布局政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