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中国人口均衡发展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之际,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人口素质,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充分发挥凝结在人口自身的素质要素的作用,使更多民众更好地享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享受高品质生活。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依存制约以及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适应,还体现在代际间的传承永续。年龄结构失衡是当前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应聚焦结构失衡,弥补制约人口均衡发展的短板;同时充分发挥作为人口结构中坚力量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作用,通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以及推动人口均衡分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助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在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变化等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对亿万老年人生活带来的深刻改变。本文通过对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老年人状况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地区差异与社会保障压力的联系、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在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上带来的变化等。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人状况已经出现了多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城镇老年人数首次超过农村老年人数,首次成为全世界百岁老年人最多的国家,首次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离退休金养老金首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活来源。这些巨大变化为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不忧不惧:理性面对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

中国当前面临生育主导型负增长,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面对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关键是应对低生育率导致的少子化。需要把握2050年之前的关键节点,针对导致低生育问题的根源,一体考虑婚嫁、生育、养育、教育问题,建立完善多部门联动、全人群覆盖、全周期保障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需要跳出以人口总量评价国力强弱的传统思维模式,聚焦人口质量要素,积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质换量、以质增量,提升人口质量,实现人才红利,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基于“成年转变”的理论框架

青少年时期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正处于“成年转变”阶段。文章基于“成年转变”理论构建了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以“七普”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聚焦我国10~19岁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构成的状况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青少年的在校状况与不在校青少年的失学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青少年早婚早育状况、流动特征和就业情况。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教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不在校青少年高中毕业及以后离开学校的情况增多;青少年早婚早育现象仍然存在且有所回升;青少年空间流动性加强、长距离流动减少、趋于向中西部分散;16~19岁青少年就业更多地集中在低声望、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文章建议应该关注青少年成年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流动青少年受教育质量;治理青少年早婚早育问题,保障女性青少年发展权利,促进不在校的流动青少年融入当地社会。

老龄化发展对我国人口健康转变的影响

使用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死亡率数据,应用因素分解方法考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及其对健康转变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人口老龄化已成为难以逆转的人口发展趋势。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倍增期间,我国传染性疾病和伤害的粗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但非传染性疾病的粗死亡率呈增长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疾病负担,未来我国死因别粗死亡率将呈增长趋势,面临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增大的双重挑战。

2007年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2007年国家更加明确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方针,人口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越来越成为人口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人口就业、教育与人力资本、收入分配、人口红利、社会保障等是关系到人口和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对2007年的相关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而简要的综述。

2008年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2008年许多重大事件都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交叉领域也更加关注和重视。文章就人口就业、收入分配、教育与人力资本、人口红利等关系到人口和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对2008年的相关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而简要的综述。

2000-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区域不平衡性的演变

基于200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相关经济统计数据,剖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格局和区域不平衡性的变迁。自2000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高龄化趋势明显。21世纪初中国人口老龄化自西向东阶梯式上升的区域格局在20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老龄化省区差距主要来源不再是地区间差距,而是跨区域的超变密度,2020年又重新转变为地区间差距。近年来,省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相较于21世纪初明显减弱,根据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以将各个省区分为“高老龄化程度-高经济水平”“高老龄化程度-低经济水平”“低老龄化程度-低经济水平”“低老龄化程度-高经济水平”四种类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生育、死亡和迁移流动3个因素在不同时点、不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平均预期寿命在各个时点对省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起到重要的正向贡献;生育政策放宽后,生育水平的分化对老龄化进程的差异贡献显著;2010年以来,人口流动深刻影响着人口老龄化区域格局。

1982-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质量评估——基于广义增长平衡法和假想世代消亡法

使用1982~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应用广义增长平衡法和假想世代消亡法,考察1990~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中死亡数据的覆盖率。以1982年普查数据为基础,使用广义增长平衡法的结果显示,1990~2020年普查5~79岁男性人口死亡数据的平均覆盖率由84.25%波动下降为79.86%,女性由81.16%持续下降为71.71%。假想世代消亡法的估算结果则在同一时期内显示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估计所得的2020年5~79岁男性死亡数据的覆盖率为84.46%,女性为77.21%,略高于广义增长平衡法。在修正死亡率后,基于广义增长平衡法重新估算的2020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较为接近。广义增长平衡法和假想世代消亡法在不主观选择模型生命表和死亡模型的情况下,提供了评估普查死亡数据质量的可行性方法,所获得的估算结果为准确了解我国人口死亡状况提供参考。

产业发展视角下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化研究——基于2008—2019年288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知识经济崛起和信息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和技能互补逐渐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利用2008—2019年中国288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城市人力资本的空间演化过程,并从产业劳动力供需的角度,对人力资本空间分化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技能劳动力空间集聚、低技能劳动力由空间集聚转向分散,促使2008年以来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化格局凸显。尤其是在超大、特大城市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其劳动力技能互补水平呈下降趋势。通过机制分析发现,这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动力不足、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减少密切相关。相应地,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不足导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工资增长乏力,进一步拉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迁移意愿。然而,低技能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仍能获得更高的城市工资溢价,加速其比例下降会削弱产业整体发展潜力。上述结论意味着,为使城市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相协调,应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规模巨大、技能差异显著的人力资本得到优化配置,进而通过技能互补实现生活性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以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研究

应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重心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对2000—2015年15年间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远远大于非城市群,并且绝大多数高人口密度城市均被纳入城市群范围,表明城市群始终是我国人口空间集聚的核心区域;2000—2015年之间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人口重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非城市群,城市群吸纳人口的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城市群内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类型更加多样和碎片化,整体的人口空间自相关程度远低于非城市群;19个主要城市群之间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差异巨大,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人口持续快速增加,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的人口比重在不断降低,极化效应的存在使得城市群之间的人口规模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人口学方法的传承与演变——兼论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

人口学方法的传承体现在人口分析和人口研究两个方面,前者聚焦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后者注重人口系统内、外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人口分析方法着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方法的独特性塑造了人口学作为社会科学中偏重实证分析的学科属性;人口研究方法着重回答“为什么”和“会怎样”的问题,方法的交叉性使人口学成为一门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学科。从人口分析和人口研究两个方面对人口学方法的传承进行系统梳理,特别关注其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及相应的演变,认为由于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性特点贯穿人口学发展的始终,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为人口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人口学学科发展展示了广阔空间。

2008年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自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低生育水平、低生育率的后果及低生育水平的应对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学界深入探讨低生育水平及变动趋势,对低生育水平的社会后果及其应对策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成为2008年低生育水平后果研究的热点。对2008年中国生育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中国人口形势与青年发展

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急速加剧、城市化不断加速、人口流动更加增强"的人口新常态,生育政策的调整刻不容缓,我们需要破除传统的人口观念,直面人口形势,迎接人口挑战。人口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最终都要由现在的年轻人来承担,人口发展新形势对青年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婚恋、生育、教育、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等多个方面。青年人应该更多关注人口形势,并积极发出青年的声音。面对人口新形势,我们应尽快放开生育控制,尊重自主生育的权利与意愿;回归计划生育的初心,调整计划生育观念,更多地关注妇女健康;人口研究要加强大势观;青年工作要善于找到与青年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结合点,因应青春期延长的趋势,加强对青少年成长的指导。

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

中国式养老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养老体系,既有其他人口老龄化先行国家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式养老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现老年群体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养老目标和进程,具有人民至上、家庭本位、体系完整、多元参与、层次多样、联结发展的特征。当前,中国式养老一方面在银发经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智慧养老等方面蕴含诸多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在养老保障和服务等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未来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之下,从制度安排、养老保障、服务建设、产业发展、健康促进、家庭赋能和个体参与不同层面发力,促进中国式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在逻辑与治理进路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背景,人口高质量发展则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人口要素的支撑。结合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行动目标,在厘清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需从激活老年群体价值潜力,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统筹“一老一小”服务,面向老龄社会需求优化人力资源分布等方面着手,找准共同进路,把握机遇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夯实高质量的人口要素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折性变化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作为串联宏观与微观的桥梁,家庭通过其要素的“变”与“常”既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发展,也浸润着个体的私人生活,其中结构要素起着枢纽作用,最为引人关注。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在中国家庭规模结构小型化、代数结构扁平化、类型结构多样化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家庭结构定义遵循静态还是动态视角、家庭结构变动是核心化还是小而多样化、与家庭结构要素紧密关联的家庭关系中夫妻轴和亲子轴的相对重要性、家庭功能弱化还是分化、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呈单线演进还是复杂多元模式等核心议题方面,仍存在不少分歧。立足新发展阶段,应从视角的开放性、学科的包容性、理论的本土性、发展的共向性四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以独特而丰富的中国家庭发展实践,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低风险人群的脆弱性进一步上升,增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