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身青年的规模、特征及其演进态势

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趋势上升,对该人群特质的探讨不仅是把握当前人口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理解未来单身社会演进的前提与基础。本文综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大型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20~49岁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并重点关注35~49岁晚婚与不婚的青年实践者。本文认为,尽管我国青年的个体化趋势增强,但离国际社会所展现的“单身社会”仍有一定距离。单身青年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形成“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分化,经济弱势、舆论失语的青年与积极构建自我价值和亲密关系的青年并存,同时有更多个体游离于这两类情境之间。考虑到我国个体化进程背后动因的复杂性,应警惕过分原子化下青年人内部的相互孤立,同时为受困于多元交叉压力的青年人提供支持与帮助,以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等潜在社会不公平后果。

“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

既有研究关注“医美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但难以回答“医美热”何以持续的理论问题。为此,文章采用希林“肉身实在论”的理论框架,关注身体生成性特征与社会约束性特征之间的联系,并基于某中高档医疗美容机构的田野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文章认为,借由身体实现的医美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使得“医美热”不断持续。在这一过程中,散见于不同生活领域中同美貌相关的歧视性社会规则,如亲密关系领域中“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劳动力市场领域里的“美容溢价”,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外貌同个人发展机会的关联,使得美貌不断累积优势,并抬高个体寻求医美的意愿。而新自由主义文化下的医美实践,则借“赋权”与“自由”之名,以个体主体性的身体改造为代价,更以其他未经身体修饰的大多数人的身体贬值为代价,利用、加深并巩固了前述隐蔽的社会歧视性规则,以最大化身体修饰的效益。这或许是理解当前“医美热”争议的核心。

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讨论

当前,中国历经了快速的社会变革,在初婚模式上显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与新特征——1980年前出生的世代已经从“普婚早婚”模式转变为“普婚晚婚”,而1980年后出生的世代或将继续挑战普婚的传统。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是未来十年内婚育行为的核心主体,其婚育态度引发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依托中国教育在线网各大院校基本信息和近年来各校高考招生计划,通过多阶段PPS抽样开展了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死亡水平估计

评估普查死亡数据质量是推断死亡水平的前提和基础。为避免单一估计方法因违背其特定假设而产生偏误,文章综合使用多种模型生命表与国际比较法,系统估计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的死亡漏报,并修正了相应的死亡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七普各年龄段仍然存在显著的死亡漏报现象。就各类评估方法的中位数而言,中国婴儿死亡率男性为6.72‰、女性为5.90‰,漏报率分别为75.30%、76.61%;成年(15~59岁)死亡概率男性为11.24%、女性为6.54%,漏报率分别为23.21%、41.75%;中低龄(60~79岁)老年死亡概率男性为51.93%、女性为34.63%,漏报率分别为26.79%、29.27%;高龄(80~99岁)老年死亡概率男性为99.10%、女性为98.03%,漏报率分别为4.16%、5.13%。由此看出,通过普查获得准确的死亡信息仍面临不少挑战,应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死亡登记制度。

中国城市地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生育动机与二孩生育计划

利用2017年“生育新政下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调查数据,分析生育动机对中国城市地区女性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具有更强的个体价值取向的生育动机与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个体价值取向的生育动机对二孩生育计划有负向影响,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对二孩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二者综合影响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女性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越大。利用KHB方法分解发现,两种取向的生育动机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效应更强。在一个受全球化、现代化深入影响的社会,多元、开放的观念将成为影响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验证了生育动机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