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伦理学十大热点问题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伦理的作用渐被关注,至90年代中期以后其话语权基本形成,研究的问题涉及经济伦理学的各个层面,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基地。尽管成果可观,但在涉及学科发展的许多重大甚至是关键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认真审视和梳理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尚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用伦理学的方法论

作为方法体系的应用伦理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组合”,是各种原则、规范、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的应用组合;它也是一种“做伦理学”的方法论。应用伦理学的早期范式是一种原则主义,即运用普遍原则判断特殊事例的道德推理。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则是一个“转化”和“应用”多元知识解决道德困境的综合判断决策系统,它有两个重要的方法路径:权衡伦理原则和细化伦理规则。规则的权衡和细化是应用伦理学对道德推理不断开发的过程,是两种具有基础意义的应用伦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伦理学不仅打开了一个可适度无限开放的问题域,也催生着一个开放的学科知识交互系统和一个综合判断决策系统。但也应认识到,应用伦理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因此不能对它抱有不合理的预期。

中国伦理学与道德建设六十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社会不断发展变迁,伦理学和社会道德建设也是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发展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伦理学体系及理论研究进一步繁荣阶段;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通过建国初期的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德治与法制相结合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一步步深入展开。我们对六十年来伦理学和道德建设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也是为了伦理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

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历史和现状,归纳总结了CRISPR/Cas9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优缺点。着重讨论了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和应用中的伦理问题,提出应对基因编辑研发技术采取积极、审慎的基本方针,在证据和审查机制基础上,分阶段开展相关工作;同时将基础研究和前临床研究置于优先地位;应该允许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体细胞的基因治疗,目前应禁止将该技术用于生殖系细胞的治疗,不考虑用于基因增强,对非人生物的基因修饰也必须有所规范和管控。

立法促德如何可能——关于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伦理学思考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是关于道德的专门、系统的立法,在国家治理和道德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深圳市2012年制定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来,全国多地颁布实施了类似的地方法规。“文明行为”是在文明意识支配下的合乎国家法律、社会公德以及公序良俗等社会规范的且有利于提高个体文明素养和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行为。依据引导和约束行为的不同,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包括文明行为的标准和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应当遵循的标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文明行为的规范应包括倡导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重点治理三个部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开展应遵循以人为本、德法兼治和社会共治三个原则。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文明行为的促进和保障也可以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得以施行,即制订宏观、中观、个体“三位一体”的文明行为促进方案。

伦理学学科定位的时代反思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辉煌的青春岁月。同样经历了青春奋斗历程的中国伦理学,与祖国母亲一道,跨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新中国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三十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和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阶段,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以罗国杰先生为旗帜的中国伦理学,正是适应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伟大任务、伟大斗争所产生的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伦理学。

试论生命伦理学方法

笔者在本文中所讨论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只要使用这些方法就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给伦理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种万无一失的方法不存在于科学中,也不存在于伦理学中。这里的方法是指,如果我们遵循它们,可能比忽视它们能避免更多的错误,或者有较大的可能做出合适的道德判断,给伦理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就是伦理学的方法。生命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学科一样,因其具有规范性而不能像科学学科一样基于观察和实验,

美德伦理学的动机理论——对赫斯特豪斯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方案的梳理与重构

道德行为的动机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为此提出了详细的论证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德伦理学持有一种经过改造和扩充的动机概念,美德行为者被认为“出于品质”而实施正确的行动。在此过程中,美德行为者的动机不仅在理性层面上表现为“出于品质而给出正确的理由”,而且在感性层面上表现为“出于品质而伴有恰当的情感”。就前者而言,美德行为者“出于品质”而给出的理由,同康德主义行为者“出于责任”而给出的理由相互贯通;就后者而言,美德行为者“出于品质”而伴有的快乐情感,亦不与康德主义行为者的心理反应构成颠倒关系。对赫斯特豪斯来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不仅能够建构有效的动机理论,而且足以破除自身同现代规则伦理学之间的对立与隔阂。

当代伦理学对“思想市场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在当代西方,社会信息生产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在一种自由主义的信息真理观之上。这种真理观以“思想市场理论”为基础,认定信息的极大丰富必然导向得出真理。然而,这一假设的基础本身是有问题的。分析以伯纳德·威廉斯和查尔斯·泰勒为代表的伦理学家对“思想市场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可以发现“思想市场理论”本身的一些不融贯之处;威廉斯与泰勒将人的“本真性”作为修正信息真理观的重要概念,可以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真诚性”概念相对照,在克服现代性真理观的片面性和超越自由主义信息真理观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开放、融通、创新——唐凯麟伦理学学术的思想印记

在唐凯麟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立具有其自主知识体系的伦理学理论。开放、融通与创新是唐先生学术发展的主线,他的学术研究为伦理学理论展开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记,构成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

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道德问题的解读与思考

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道德问题,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无序化、个体化、碎片化、价值紊乱、制度管理缺少细节等,就是其相关深层原因。变革转型的过程既是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各种问题的多发期,在"耗散结构理论"视野中,社会变化就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发展过程。同时这一时期凸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也和公民主体的觉醒和诉求多样化、个性化有关。事实上在转型期人们的心灵也往往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的提出,到"依法治国"思路的整体构建,表明当下国家上下在社会治理思路方面已进入系统治理、制度治理的语境之中。在强调外在制度建构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人的"心灵秩序"建设及德治引导,要走一条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道路。

论职业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失范状况,在根本上是由市场经济的祛道德化造成的。它不仅瓦解了职业伦理对市场经济的规范作用,也弱化了道德在非经济领域的社会功能。由于职业生活是现代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职业伦理对现代人道德观念的影响作用巨大。因此,发展职业伦理,不仅可以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能为家庭道德和个人品德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从根本上净化社会风气。所以,在新时期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应当把职业伦理放在关键地位,发挥核心作用。从具体实施的角度来看,发展职业伦理,需要通过职业伦理活动把伦理结构带入组织治理,需要建立健全以行业为中心的职业伦理共同体,需要发展面向行动的职业道德培训。

中国儒家对孤儿和流浪儿的关怀伦理

流浪儿童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儒家对孤儿、流浪儿的关怀伦理主要体现在 :尽力拯救孤儿、流浪儿的生命 ;用人间的真情和爱去抚爱孤儿、流浪儿的感情创伤 ;给予尽可能多的培养和教育。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孤儿、流浪儿群体的悲惨命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但儒家对孤儿、流浪儿的关怀伦理对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与公正问题的一部力作——评《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社会公正是一个亘古至今不衰的话题,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理想。它是当今各国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涉及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的跨学科题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实现了长足发展,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着与社会公正要求不相符合不尽协调的诸多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探讨思考与之相关的社会公正问题,对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应用伦理专业人才培育与当代伦理学研究笔谈

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应用伦理学科建设应时而生,这既是中国伦理学界一件大事,也是当代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实现跨学科发展的重要契机。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应用伦理的专业属性?“应用伦理”究竟如何进行“伦理应用”?如何进行应用伦理的教学探索?值此,本刊特设“应用伦理专业学位教育与当代伦理学研究”笔谈,邀请三位专家从不同视角进行学术审思。张霄认为,应用伦理的专业属性主要体现在它的设置是为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发展培养高层次实践性专门人才的专业,涉及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深入理解应用伦理的专业属性,对哲学教育发挥其在知识融合和应用转化价值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韩玉胜认为,应用伦理的本质在于“伦理应用”,它展现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服务意识,典型而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把握时代精神的实践特质,为实现哲学学科跨学科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落地生根。原理认为,目前中国应用伦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会经历一个长期摸索、改进,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各领域和各学科共商、共建、共同努力。

罗国杰伦理思想若干问题研究-罗国杰伦理思想研讨暨《罗国杰文集》发布会综述

2016年3月19日,在罗国杰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中国伦理学会、《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协办的＂罗国杰伦理思想研讨会暨《罗国杰文集》出版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

道德与文明:验证伦理学学术研究及思想价值的两个基准

《道德与文明》是一个具有深刻隐喻的名字。它不仅含有对伦理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基础的理解,而且含有判断和验证伦理学学术研究以及思想观点价值的两个基准。其道德基准面向个体或主体,其文明基准面向整个社会生活。了解这两个基准,深入检讨古往今来在道德和文明两个维度上的得失,才能更好地推进伦理学学术研究。

道德分歧真的威胁不到道德实在论吗?

道德分歧现象的广泛存在能否威胁到道德的客观性?这是道德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近来,大卫·伊诺克总结了道德分歧可能对道德实在论构成威胁的十种论证,并一一作出了反驳。伊诺克就此得出结论,道德分歧的现象无法对道德实在论构成威胁。伊诺克的观点值得商榷。借助克里斯宾·赖特提出的“认知掌控”理论,可以构造出一个反对道德实在论的论证。此论证通过阐明实在论与不涉及认知缺陷的分歧之间的关系,旨在证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分歧的产生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认知缺陷。伊诺克的反驳无法推翻该论证。不仅如此,诉诸“道德不确定性”来解释道德分歧也无法彻底拯救道德实在论。因此,道德分歧还是能够对道德实在论造成威胁。

《欧德谟伦理学》中自愿性问题的论证策略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Ⅲ.1和《欧德谟伦理学》Ⅱ.7-9中,亚里士多德分别给出过两个关于自愿性的长篇讨论,但是这两个讨论在论证策略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尼各马可伦理学》采取“否定性”的策略,从强力和无知这两种典型的不自愿性的来源入手界定自愿性;而《欧德谟伦理学》则采取了“肯定性”的策略,从自愿性可能等同的欲求、决定和思想三者入手,采用排除法排除前两者,最终得出了自愿性在于思想的结论,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也排除了强力作为自愿性的原因,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排除强力的论证才是《欧德谟伦理学》关于自愿性论证的核心。通过详细考察《欧德谟伦理学》Ⅱ.7-9的文本,可以确定,亚里士多德非常严肃地看待排除法论证的结论,他意在用“思想”来界定自愿性。但是这个结论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困难,而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这些困难,并在“共同卷”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逐渐做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