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培养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新探索——以中国人民大学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研修班与单招班为中心

2006年秋季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委的委托,连续17年每年举办为期四个月的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研修班,结业学员近千人;2012年秋季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委的委托,隔年招录为期3年的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单招班,目前已招收6届,培养学员一百余人。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研修班和单招班,探索了由统战、宗教等党政有关部门与高等院校合作共同培养中青年爱国宗教界人士的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关于宗教教职人员培养的历史反思——基于1949年以来中国各级佛学院教育的探讨

虽然宗教界人才培养可以部分借助寺庙丛林教育、经堂教育、社会教育、各级政府相关机构的专题培训等多种渠道,但宗教院校始终是中国宗教界人才培养的主平台、主渠道。本文对1949年以来中国佛教创办的诸多宗教院校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总结经验、直面问题,对佛教界人才培养、中国佛教健康发展、宗教界修学体系建设、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近代的《大乘起信论》研究与中国的近代佛教学

《大乘起信论》被认为是古印度的马鸣菩萨所作、公元六世纪中叶由真谛三藏译出的大乘佛教论书。由于其结构严整、文字优美、教理深邃，故自元晓、法藏始，历代注疏不绝，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皆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此论流传到古代朝鲜和日本之后，亦受到广泛的重视，对《大乘起信论》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可以说，《大乘起信论》深刻影响到东亚地区佛教的思想面貌和思想发展的走向。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略论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通过解放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管窥方立天先生在佛教研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解放以来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三种:"上层建筑"范式(传统唯物史观范式)、"中国化"范式、"知识考古"范式(新社会文化史范式)。方立天先生是佛教中国化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佛教中国化这一研究思路,与方立天先生所确立"中国佛教哲学"学科体系息息相关。至今,佛教中国化范式还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方立天先生在佛教研究中承前启后的学术贡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的民族志取向:近十年来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活动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的关注。海外传媒对中国宗教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所谓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的政治性关注。国内的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影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中国的宗教学一直定位为哲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侧重宗教哲学与神学的研究,仅凭这种传统的基于历史文本与经典的方法难以胜任针对都市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发展的现状进行整合式研究。本文谨就近十年来在国内当代宗教研究领域兴起的民族志个案研究状况及走向作一回顾与展望,并探讨其对构建宗教学学科与宗教社会科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影响。强调目光向下、由内向外看世界的宗教民族志研究,着眼于在地宗教,又不局限于在地宗教,是联结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全球,以及日常与神圣的桥梁。

重塑中国宗教谱系:济度宗教的发生、调适与迁流——评《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

长期以来,无论政界或学界,对＂道（教）门属不属于宗教＂＂道（教）门是宗教还是邪教＂此类问题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变动不居。有关道（教）门性质的各种界定,从晚清至今,纷繁复杂。如今,陈进国深入田野,走近宗教现场,通过搜集、分析丰富的民族志材料,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站在隋唐帝国入口处的中国佛教——“国主即是当今如来”对中古皇权观念影响探析

本文从思想史和政教关系史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国主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源流进行了探讨,力图阐明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国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做仪式权力的垄断与世袭——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佛教“门眷”制度研究

明清直至1949年前,我国江南地区的佛教盛行“门眷”制度。门眷是僧院僧侣、民间仪式专家乃至“贱民”对某一固定区域、某些特定世俗家族进行垄断性宗教仪式服务的制度化表现。中国的门眷制度,是寺院房头应赴僧为垄断祭祖法事经营而对某一地域的固定雇主进行记录,以便攀援,主要还是发挥商业契约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说,门眷制度具有“教区”的雏形,但因为没有官方强制色彩,本质上还是一种契约关系;虽然偶尔也具有户口核查等社会功能,但与日本的“檀家”制度亦不能相提并论。

东亚佛教视域中的宗教对话——铃木大拙与印光的相遇

上世纪三十年代,铃木大拙访问中国,慕名拜访了当时于苏州报国寺闭关修行的净土宗高僧印光,两位思想家关于中日两国佛教特别是净土与禅宗的教义展开了深入交流,不仅加深了双方对中日净土宗、禅宗发展的认知与反思,更为当时西方文化冲击下东亚佛教文明的整合与系统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厘清本次对话的背景、内容及其意义,本文首先介绍铃木大拙访问中国的时代背景以及与印光相遇的过程;其次,整理铃木大拙访中时对中国禅宗的观感;第三,梳理两位佛教思想家关于禅宗与净土宗、净土宗与净土真宗的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察各自的观点与立场;最后,对铃木大拙在此次对话中所展现的主张进行审视与评判,总结这次对话在东亚佛教文明交流史上的意义。

晚唐以来佛教阴司祭祀信仰的中国化发展

中国佛教信仰生活中,晚唐五代至宋元这一时期,最为值得关注的两大发展变化:其一,中国阴曹地府观念的发展演变,地府十王信仰的普遍流行,并从而带动了影响至今的“预修”“寄库”法事活动,以及轮回转世需要缴纳“受生钱”的相关观念与仪式。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众信仰心理,以及中国经忏佛教的发展走向。其二,随着死后阴间世界信仰的丰富和日趋鲜活,超度亡人和孤魂野鬼的大型佛教法事活动日趋完善,放焰口、水陆法会科仪普遍流行;正统佛教僧侣也力图通过“改祭修斋”,大量制作经忏仪轨来改造民间信仰,特别是反对血食祭祀,通过佛教咒术和观想,变人之食而为鬼之食,试图改变民间信仰杀生祭祀为佛教正统所能接受的斋供。

新中国佛教制度建设七十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岁月里,"法运都随国运转",佛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佛教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的。中国佛教一直致力于自身建设,为培养戒行清静的僧团与建设道风纯正的丛林而不懈努力着。"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是新时代佛教界的自觉担当与使命意识。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增强爱国爱教的思想觉悟,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努力发挥佛教积极作用,开创中国佛教光明的未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时代增光,为佛教添彩。

中国古代慈善公益事业与佛教制度文化--以宋代寺院传承的制度化保障与优势为例

本文主要利用宋代经济史、法制史研究的成果,指出宋代推行了严厉的"户绝"财产检校和没收财产制度,对世俗家族的过继、宗祧限制颇多,因此世俗家族的稳定性、财产的继承延续都受到较大威胁;相比之下,佛寺僧侣师徒相承,不存"户绝"的危险。因此,宋代佛教在组织制度上的这种优越性,使得各级官吏、地方士人都乐于以"守以僧,给以田"的方式,将大量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委托给佛寺僧侣经营管理。

韩敏《民国佛教戒律研究》序

戒律为佛法之生命.佛法住世久暂,无不以是否制戒摄僧而定.佛陀制戒之本怀,即在于此.《善见律》明确指出:“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若住,佛法亦住.”戒律之存亡,实为佛教法身慧命之所系.中国佛教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灯灯续焰,有赖义通大乘、被机最广的《四分律》一系.而《四分》一系之开宗弘化、护法安僧,则全仗历代祖师沥血呕心的辛苦经营.魏晋六朝,律法西来,祖师们摩顶放踵、箪路蓝缕,奠定百代基业.隋唐盛世,道宣律师横空出世,综论百家,逡巡千里,于终南山著书立说、创宗明义,从此南山一脉法海横流,树立万世不拔之基.近代以来,佛法衰微,律事难兴,有弘一大师风华绝代,苦身焦思,难行能行,矢志弘律,使不绝如缕之律学大著僧海,普及四众,近代佛教得以律幢再树,戒学重光.

当代中国社会与佛教组织制度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佛教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殖民性与封建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佛教界团结起来,建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爱国僧侣提倡一个思想、发扬三种传统,走上了健康发展并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阶段。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中国当代佛教制度建设——以大陆汉传佛教为中心

佛教的兴衰始终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涉,从来就没有一条脱离开社会生活而独立运行的轨道,中国当代佛教的振兴同样印证着这一规律。当代佛教的建设不仅体现在义理上的协调与圆融,其最大之表征是"人间佛教"的倡导;同步地也凸显于制度层面之继承与创设,这主要体现在僧伽制度的锻造、教育模式的确立、文化体制的改革、慈善事业的开拓,以及民间外交联谊功能的发挥等。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顺时当机,应病与药,中国教制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佛法根本精神的昭示与体现。其恒顺之处就是善于在保证其出世性的原则下,最大限度地适应现实社会。从建国初至新世纪,中国佛教一直致力于自身建设,在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一路走来,走的就是一条与社会相适应的阳光大道。

中国佛教信仰五大特色

中国佛教信仰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民众最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其特点表现为。

从“周风”到“梁制”——浅析慈云遵式“改祭修斋”在中国宗教史上的意义

宋代慈云遵式提倡并加以实践的“改祭修斋”,即将中国民间信仰祠庙中的血食祭祀改为素食斋供,是佛教对民间信仰一种重要的尝试性改造,为中国宗教祭祀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宗教思维与实践逻辑。慈云遵式主张必须通过咒术和观想才能“变人之食为鬼之食”,这种变食理论对传统祭祀方式提出了重要挑战。即传统的祭祀方式并不能让鬼神和祖先得食,是无效的;而且由于杀生,传统的祭祀还是有害的。必须易祭为斋,才能忏悔以往的罪业,达到祈福的效果。

构架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沟通桥梁的星云长老

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的法脉传承自江苏南京栖霞寺,他早年在江苏焦山佛学院接受新式佛教教育,1949年之后在我国台湾地区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人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取了很大的成绩。星云长老一生爱国爱教,以弘扬佛教文化为使命,在推动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佛教现量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思想

现量是佛教认识论中的纯粹感性认识,意指离分别、非构造、刹那生灭的纯感觉。现量论既是佛教知识论的基础,又蕴涵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佛教信众由因明通向内明,从而获得解脱的修证方法和智慧成就。

关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的思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