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略论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通过解放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管窥方立天先生在佛教研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解放以来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三种:"上层建筑"范式(传统唯物史观范式)、"中国化"范式、"知识考古"范式(新社会文化史范式)。方立天先生是佛教中国化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佛教中国化这一研究思路,与方立天先生所确立"中国佛教哲学"学科体系息息相关。至今,佛教中国化范式还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方立天先生在佛教研究中承前启后的学术贡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重塑中国宗教谱系:济度宗教的发生、调适与迁流——评《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

长期以来,无论政界或学界,对＂道（教）门属不属于宗教＂＂道（教）门是宗教还是邪教＂此类问题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变动不居。有关道（教）门性质的各种界定,从晚清至今,纷繁复杂。如今,陈进国深入田野,走近宗教现场,通过搜集、分析丰富的民族志材料,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当代中国社会与佛教组织制度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佛教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殖民性与封建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佛教界团结起来,建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爱国僧侣提倡一个思想、发扬三种传统,走上了健康发展并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阶段。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空间理论视域下乾隆年间雍和宫历史作用之探究

清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时期。乾隆皇帝主持改建的雍和宫,成为北京地区规格等级最高、组织形式最完善和宗教仪轨最完备的一所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扮演着塑造地方记忆的场所角色。文章采用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理论的界定,论述雍和宫为民族交流、宗教仪式和国家治理等方面提供“物质化和虚拟性”的空间场域,彰显了雍和宫在清朝营造大一统王朝时所发挥的护国作用以及体现中华民族的强大内在凝聚力。

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

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佛教文化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而密教文化的复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民初日本政府要求来华"反哺"密宗的企图,在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直接剌激了密教文化的复兴,渊源于唐朝密宗的日本密教被引进中国,并在1920年代形成热潮。稍后九世班禅到达内地,积极推动了藏传密教的迅速传播,并在1930年代逐渐取代日密的影响而成为密教文化复兴的主流。近现代中国密教文化的复兴之路虽充满曲折,仍彰显出民族文化重兴的希望。

日本佛教界对“根本佛教”的探求——以松本史朗的“缘起说”为中心

对"根本佛教"或佛教的"根本精神"的追求是日本佛教学术界自近代以来最显著的思想特征之一。这一思想特征也表现在当代"批判佛教"思想家的佛教论述中。如松本史朗对缘起说的再解释以及对原始佛教的再构筑既是其"批判佛教"的理论原点,也是其"批判佛教"的理论归结点。松本史朗从时间性的"突变"角度规定缘起说,是对日本佛教界从空间性的"相依"立场把握缘起说之传统立场的反动,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单纯从"时间性"出发理解缘起说,如同单纯从"空间性"理解缘起说一样都是片面的。松本史朗虽然对基于文献学的客观主义学问观持否定态度,但事实上建立在个体信念基础上的学问具有多大的客观性同样也值得怀疑。

论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佛教净土宗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佛教净土宗拥有众多信众,重视实践修行,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它的信、愿、行三资粮、消业与集福、临终关怀与人间净土的思想上。

解读方立天先生的佛教文化内涵——以因果报应思想为例

方立天先生在多种场合提到了佛教文化内涵。先生认为,佛教文化内涵包括信仰、哲学理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五个方面。以因果报应思想为例,对先生佛教文化内涵的解释进行解读。

佛教现代化背景下戒律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一场争论入手,运用大量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戒律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佛教戒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环境进行整顿,方可契理契机,妥善解决。

从三教关系看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信仰的构建

在儒家"事死如事生"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人的死后世界——地府,具有高度官僚化的特征。汉魏以来,这一观念逐级被佛道教提倡的修行功德、超拔度人的宗教思想实践打破:中国人以"地仙"模式来理解死后不归地府,而往生他方净土。道教逍遥自在的地仙信仰与佛教的十方净土观念相互影响,逐渐在死后世界"体制外"建立起一块"飞地"——西方极乐世界,为中国人死后的"去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佛道教地府超拔与净土的逐渐成熟,成为儒教正统生死观的重要补充,在民间尤其有着广泛的影响。

壮族麽文化哲学:内涵与价值

麽文化是壮族群信仰的重要文化类型。麽文化哲学是从哲学视角,对麽文化的理论研究,其根本任务是从该文化载体《麽经》中提炼哲学体系。麽文化哲学借鉴宗教哲学的表达方式,以问题为纲,阐明麽文化的基本教义,大体分为宇宙论、伦理观和死亡观三大部分。麽文化哲学的进步对区域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东亚诸国别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区域社会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边疆族群文化的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以及区域国别文化互动考察具有现实意义。

壮族葬式变迁的麽经叙事:类型、动力、背景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存在“腹葬”与“土葬”葬式变迁叙事。其中,“腹葬”主要是对“鸟死鸟吃毛”自然现象的模仿,而“腹葬”向“土葬”的转变动力为“良心”观念。两种葬式的变迁叙事体现了壮族葬式史的阶段性认知,揭示了麽文化传承群体“文明化”的自我认知,间接反映了“改土归流”后的区域政经变动历史背景。

《大灌顶经》形成及其作者考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关于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形成有各种说法,但从经文本身提供的内证,参酌其他资料,可以考定《大灌顶经》后三卷产生于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前九卷产生于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被集中编辑为十二卷,《大灌顶经》的作者为刘宋沙门慧简。

东北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源流——以旅顺口长春庵、老爷庙为例

本文以大连旅顺口的长春庵及其附近的老爷庙为个案探讨东北全真华山派在家道系统传承的形成和变迁,通过分析长春庵的碑文资料和老爷庙看庙后人的口述史料,本文指出,无论是直接传承于山东华山派的在家道,还是传播到旅顺口之后由出家清居道逐渐演变而成的在家道,都客观地反映了全真华山派在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积极拓展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努力。

康德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康德因以理性解释宗教而受到普鲁士当局警告,他在沉默数年之后公开真相,并集中讨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康德认为,政府为控制国民的思想而关注神学的学说,同时神学的根源不是理性,而是《圣经》,因此政府要求可以对神学学说有审核的权利。而哲学的根源是理性,理性是自由的思维,因此哲学是自由的,只服从理性的立法而不服从政府的立法。同时,由于神学在形成自己的学说时利用了理性,并且有真理的诉求,而真理却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因此,以理性为惟一权威的哲学还有权利、义务和自由对神学学说做出自己的评判。

我对生活禅的理解和希望

净慧长老作为"生活禅"的倡导者,系统阐述了生活禅的佛学内涵和社会价值,对生活禅的修行理念和方法作了全面的理论定位。方立天认为,生活禅是通过觉悟人生来奉献人生,非常有利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楼宇烈认为,生活禅体现了禅宗皈依自性、不离世间的根本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梁世和认为,生活禅的理论和实践把人间净土与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两者的和谐统一。何石彬认为,生活禅体现了禅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普遍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其当下性则成为修学实践的起始点和落脚点。

演绎大乘遍南天:从太虚大师到法舫法师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与世界佛教运动,曾多次出访东南亚地区,拥有同时代人少有的世界眼光。法舫法师作为太虚大师门下的杰出弟子,一生禀承太虚大师的弘法精神,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积极投身于世界佛教运动之中。他远涉南洋,于缅甸、锡兰、印度等地,研习南传佛教,传播大乘佛法,讲述中国文化,是现代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活动中,中国佛教要走出去,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前行者。

道与庶道:蒲松龄心目中的道教形象

明清时期是道教的衰落时期,道教在上层社会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然而,在蒲松龄的笔下,道教以民间化的形态重新出现,展示了另一种不同的场景:积极地参与民众生活,以其特有的方式解决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而甚至融合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对佛教和其他民间信仰形态都产生了影响。基于此,有理由相信道教在民间的发展拥有更加深厚的潜力和更为鲜活的生命力。

释道安与僧尼轨范

中华民族文化体系自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初步奠定，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以诸学辅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道德规范、礼俗规制、伦理纲常和心理定势方面，都有一个较为稳定牢固的精神信仰机制。所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初传中国首先所接受的就是来自这一古老文明对它的审视和鉴别。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制度。

论船山唯识思想中的“阿赖耶识”问题

与传统唯识学的虚妄“阿赖耶识”说不同,船山的“阿赖耶识”是从发生学意义和体性的角度来看待其真实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唯识学对“阿赖耶识”的定位,实现了对唯识学的全息性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