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与模式:中国政策执行的行动逻辑

由于"有限认知"的原因,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并不具有完备的政策路径。本文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视角,为理解中国制度环境下的政策执行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通过识别政策路径的明晰性和部际协同的需求强度两个变量,可以区分政策执行的四种模式:部门主导模式、高位驱动模式、政策试验模式和观望等待模式。政策执行不存在普适的最佳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行动情境,确定有效执行的恰适模式,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安排。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破解政策执行困境: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本文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为例,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为分析对象,分析了多任务冲突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理论机制,总结了通过调整委托代理模式和激励结构以纠正政策执行偏差的地方实践经验。多任务冲突引致政策执行偏差的理论机制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当新政策带来的政策执行任务与现行地方政府任务存在冲突时,将所有政策委托于单代理人会导致代理人选择性地完成使自身收益最大化的政策任务组合,使某些政策不能很好的贯彻落实。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方式下,地方政府“代理”的经济发展任务和环境保护任务存在矛盾;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过程中,调整作为激励结构基础的政府绩效考核方式以及执行监督方式的委托代理模式,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任务冲突的关键;激励不相容、地方政府官员专业能力不足、政策执行预算约束缺乏等是导致政策偏差的重要原因。解决任务冲突的地方实践经验是:将存在“冲突”的不同任务分别委托于独立的代理人,并提供与多任务相匹配的激励结构,是解决多任务冲突导致的政策执行偏差的现实路径。

制度、话语框架与政策设计:以网约车政策为例

当下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的研究主要在“权力-利益”视角和“政策学习”视角下进行,对于政策设计过程的研究较为缺乏。为了回应这一问题,论文通过引入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并将政策设计过程嵌入到制度环境,构建了“制度、话语框架与政策设计”的理论框架,以理解目标人群社会建构的机制,及其对政策设计的影响。进一步,以网约车政策设计过程为例,运用内容分析,论文分析了网约车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对网约车政策设计的影响。一方面,制度构建了用于网约车社会建构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话语过程中的决策权分配,导致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锚定”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演进,政府采取了多种策略,通过多话语框架的差异化调用,在多种目标人群中进行仔细甄别和策略性操纵,实现了从“打车软件”到“网约车”的建构。政府将网约车“锚定”在“出租车”领域的同时,通过与“黑车-私家车”以及巡游出租车的“区隔”,建构了“网约车”社会类型。不同目标人群的社会建构与权力资源的组合,可以解释政策收益和负担的分配。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断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分析

论文利用传统VARx模型通过循环检验方式对财政支出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断点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存在连续的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时变特征;(2)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存在显著的自相关特征,信贷波动在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正式提出开始影响财政支出波动;(3)财政支出波动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开始出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实施后通胀效应增强,产出效应消失。

北京协和医院改善医疗服务路径的实践

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已近一年,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委直属单位和重要参与医院之一,按照计划方案的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进行了改善医疗服务的实践,并从优化患者就诊流程、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完善配套保障措施等三方面进行了经验总结,通过对北京协和医院的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对大型公立医院改善医疗服务的路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演进与政府治道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个侧重点不同的阶段:与民营经济创业有关的第一时期;与企业改制有关的第二时期;与招商引资和房地产有关的第三时期。每一阶段地方政府不同的行为选择,对县域经济发展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成功的地方,都与当地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的符合市场逻辑的行为选择有关。要实现县域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就必须从行政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变。

澄清城乡治理的认知误区——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城市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聚的地理空间,城市治理的使命在于提供更高层次、更为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乡村治理的使命在于保障农村居民享受到不可或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天然存在差异性,地方治理需要扭转"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目标导向,政府既要保障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也要满足城市地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需求。改进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必须确立并完善平等赋权、底线标准、转移支付、空间规划、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以制度创新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也为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典范。供给侧改革涉及政府、企业、社会三方主体,需要协调多元行动者,形成合力,扭转粗放式经济增长,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在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好的制度规则,

政府决策为什么不能朝令夕改

朝令夕改,对于政府来说,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得不为的事情。但是从秩序的角度来说,这种不得不的苦衷,源于政府不尊重扩展的市场秩序的规律,也不尊重扩展的社会秩序的规律,更缘于政府不尊重自身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朝令夕改,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会导致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从小的方面来说,会导致社会失序。如果政府尊重这些秩序的规律,那么朝令夕改的政府决策就会大大减少,政府会成为一个有限、有效和有公信力的政府。

国家海洋局重组背后的逻辑

重组海洋局，把隶属于各个部门的海洋执法队伍和职能重组起来，显然从机构上解决了“九龙治海”的格局。但海洋执法权过于集中，有时候反而会削弱监督。如果监督乏力，会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这担心有理，值得警惕。

地区行政垄断与地方治理改革

从地方治理的视角分析地区行政垄断的行动逻辑,它在短期内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升官员政绩,但不利于市场整合、产业分工和技术创新,并必将成为经济集约发展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有必要强化对地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促进地方政府间良性互动,促使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竞争转向公共服务竞争。

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治理创新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城市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深圳市较早感受到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较早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较早启动了生态城市建设。深圳市毗邻香港,两地不仅经济、社会合作密切,政府间互动交流也很频繁。

新时代经济增长需防范四大风险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我国的经济运行也是关键时期,所以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

诊断中国社会管理：一个理论考察

社会管理是中国特有的公共管理实践,对其进行探究需要处理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遵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和奥斯特罗姆的传统,我们试图提出一个社会管理研究的诊断视角,这一理论模型包括三个构成要素,即"本体论框架建构-诊断-设计"。社会管理研究的"本体论框架"聚焦于政府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结果,并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外部变量对其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对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服务和契约三种关系进行诊断,探讨关系不同组合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管理模式,并对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简要评价。

货币政策、社会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

利用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实体部门融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检验了实体部门发展对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冲击响应方式的差异。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新时期对实体部门融资的抑制作用增强,且这一作用取决于信贷融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替代效应的变化;实体部门融资对其扩大生产的推动作用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而实体部门生产对其融资需求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货币政策转型不影响实体部门的生产行为以及实体部门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方式。

经济波动、资本市场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并分析了经济波动在资本市场发展影响收入分配差距间的调节作用。面板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经济波动和资本市场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对收入分配差距分别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2)以债券交易规模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通过显著影响消费倾向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经济波动则通过显著影响收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3)以股票交易和基金交易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间接影响,受到经济波动程度的调节。本文最后建议,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兼顾收入分配公平,政府亦需要通过规范金融市场以及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来实现包括收入公平分配在内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界面理论范式: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

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政府和治理变革产生了兼具工具论和本体论特点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工具论强调政府和治理需要借助技术来改进自身运行和提升效率,本体论意味着政府和治理需要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技术变革,由此政府和治理可能以全新模式呈现。为了整合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已有的研究,并且将技术变革纳入考察范围,我们试图提出界面这一新型分析单位,研究界面自身的特征、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功能与目标,从而建构一个关于界面的理论范式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政府和治理改革。从界面理论范式建构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技术在缩小界面、扩大界面和集成界面等方面的形态有不同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政府是其典型代表,而构造弹性化界面运作形态会成为界面理论范式的未来趋势,也是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趋势。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城市治理绩效评估的模式比较——以北京市朝阳区和美国巴尔第摩市为例

绩效评估是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管理工具,绩效评估对于强化行政部门的责任意识,提升政府回应性和服务效率,促使政府部门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住建部的推动下,中国很多城市通过建设网格化管理系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绩效评估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很多城市也在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基于市政热线的部门绩效评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