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破解“三农”问题的利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答本刊记者问

温铁军，在中国农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到过美国多所大学讲学交流。他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曾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原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坛：如何建设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一表达，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五中全会突出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意味着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也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本专刊特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坛”，诚邀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基层建设者以及广大关心新农村建设的朋友们作客我们的论坛，畅所欲言，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献计献策，为使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农村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农民兄弟得到真正的实惠而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乡村建设不能少

必须讲清楚的是，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二三十年代就做过。为什么那时候做了，今天还要做？为什么中国要搞乡村建设运动？那是因为中国不过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地大”不假，但“物”不“博”，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耕地面积。跟我们几乎国土规模差不多的国家，像美国、巴西，它们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非常大，而农民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与中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无论美国经验、巴西经验，任何国家的经验对中国都不适用，因为它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至今仍有8亿9千多万农民，其中有1亿3千多万人实际并不居住在农村，已经进了城。这是一个工业化资本在20年中急剧扩张的阶段，

科技特派员制度与“三农”问题的结合

20世纪80年代，由于土地、劳动力、资金三要素都在农村，当时的农村人均收入增幅速度高于城市。过去的城乡差别是1：2，现在是1：6左右；现在经济年增长达10％左右，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而80年代，乡镇企业年吸纳1000—1700万人就业。办乡镇企业，土地不要钱，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国家还对乡镇企业进行扶持。80年代，城乡收入缩小，内需扩大，农民手中有钱，

走出单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如何对县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意义重大 中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各地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视，县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全面、综合、科学地反映县域发展的真实状况呢？过去在县域竞争力的实证性研究上过于重视经济竞争力评价，而忽略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考虑，在地区产业发展上易产生不良导向。县域的发展与一个小国家的发展相似，需要的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全方位的发展。经济发展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社会的发展，政府要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地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县域发展水平下结论的模式，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

我国有6400多年的稻作农业史，和最近40年化肥农业、石油农业的历史相比，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尽管时间很短暂，但它已经使我国的农业变成了不可持续的农业，使农村遭遇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破坏。对农村来说，过去在没有进入化肥农业和石油农业时代之前本身就是循环经济，因为过去农村的循环经济就是农家肥上地，长出来的粮食人吃。大家知道，过去收废品的人都不到农村，因为废弃物基本上都被老百姓循环利用了。

土地改革要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

在2007年执政党的“一号文件”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指导思想提出之后戒们认为，作为多功能农业载体的土地，客观上具有经济功能之外的生态环保、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农民保障、村社文化等多项重要功能。而这些功能可以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需求作出不同权重，纳入土地价值测算；

把对立的买卖关系转变为互利的合作关系

2007年7月1日中国的《合作社法》终于开始实施了，这和我们现在新农村国家战略其实是高度一致的,能够配合的。在奶业发展领域中，应该有巨大的作用。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两亿三千万农户的分散小生产。在奶业生产中是210万户．大约相当于农户总量的10％介入了奶业生产。

建设生态健康奶牛养殖园区

在这么多产业链模式里，我就讲一个模式，叫生态健康奶牛养殖园区，奶业产业化的战略，必须要形成团队。就是政府、企业和养牛户。我们说奶牛产业化，必须要做四个方面工作：一个是尽快提高技术含量，上午刘部长讲得对．养牛是一个高科技，养牛比养人科技含量高，人不用改种．但是奶牛需要改种，人不需要营养，像我这样的就得减肥了，牛需要多产奶，肉不宜多长，奶要多长，没有高科技怎么搞定这个事，

公民权利要反制资本力量

无论人们心态如何、情愿与否，我们已处在资本主导一切的全球化时代。既往教训告诉我们，只要以资本为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时代。因此，甚至早在100年前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纲领，都明确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相辅相成的内容。

重新构建产业链，达到良性循环

我今天要说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外部性问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实际上和每个人都相关。特别是企业朋友们，你们注意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每一个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都会导致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最大化的趋势现在不仅没有讨论，也没有在政策中有所表现，因此它正在表现为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有三聚氰氨，明天还有什么？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

所有不同意见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如果我们完全超脱意识形态,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会发现:现代化是无法复制的;未来的中长期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由于农业商品化率的大幅度提高,被工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剥夺的小农将成为农村解体、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政府是经济主体,首先为自己追求利润最大化服务, 不可能承担调控和守夜人的责任。于是,必然地,新时期还需要做的,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

产业资本与乡村建设

在执政党明确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导向下,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规律的决定作用下,产业资本只有自觉地改变与乡村社会的对立关系,才能切实地降低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之间的交易成本,才能使自身的资本收益为正。

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

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为制造业经济。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也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再改回为原来状态。就此而言,在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无济于事的时刻,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过剩———产业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继而是金融资本异化———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与货币化加快随之而来的规律性结果。而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或者说阶级结构的变化,即在社会最大基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小农(简称"小资")之上,因为拥有了3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简称"中资")国家,产生中资向大的垄断资本要权的斗争过程。而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一定得保住小农作为小资的地位,或者说保护小农土地不被外部资本抢占。而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形成足以与外部主体对等谈判的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城乡统筹关键在给予农民平等待遇

统筹城乡的本质，并不是非要让农民住进城里的高楼大厦。统筹城乡应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层面，给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这才是统筹城乡的重点。城市化是统筹城乡的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到2020年，重庆如果能够使农民得到和城市居民大致均等的待遇，就可以说统筹城乡基本实现了。

“春晖行动”：反贫困行动中社会资源的资本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小康”伟大目标以来，党中央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共青团贵州省委审时度势，从省情、国情的实际出发，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春晖行动”，为新时期共青团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也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