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执行文书的大数据法律监督

在大力推行执行信息共享与公开的现实背景下,海量执行文书为检察机关甄别批量异常案件提供了资源保障,可用以挖掘执行过程及诉讼、仲裁等活动中普遍性违法的线索及证据。基于执行文书的批量异常案件甄别模型以“批量”特征为关键,构成了一种契合检察监督需求的理论预设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可进一步提炼以“不法分子”为学习对象,以“数量特征+异常特征”为模型开发逻辑,以规则驱动为主要分析模式三大要素。以民间借贷领域三十万执行文书对模型进行验证,表明批量执行文书隐含着“合法但不合理型”和“明显违法型”两类异常问题。结合上述分析模型及其结果,检察机关可以配套分流方案与协作机制,以大数据法律监督为诉源治理提供检察智慧。

“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侧重于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

扒窃直接入罪后,关于扒窃犯罪的成立要素合理界定问题,一直争议颇大。要想准确界定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范围,应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的修正背后体现的刑法基本价值倾向的变化出发,即从扒窃入罪体现的刑法重视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才能合理界定扒窃罪成立要素。具体来说,扒窃罪的成立原则上不应有数额限定;扒窃的成立不必一定发生在公共场所;扒窃对象应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方式应具有非暴力性和相对秘密性;扒窃既遂的成立时间应适当提前。

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实证考察及其潜在风险研究——以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源流为切入

行刑社会化思想发端于19世纪后半期的刑事近代学派,于社会防卫运动的兴起走向成熟。我国目前正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过快推行行刑社会化会面临诸多风险。要克服这些风险,突破目前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困境,应当完善行刑社会化的相关配套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社会化。

刑法立法表述失范现象的逻辑考辩

刑法立法表述失范现象在逻辑方面表现为:并列使用具有属种关系、种属关系的概念;逐一列举概念的外延以致刑法条文缺乏简洁性;混淆使用相关概念;误用规范模态词而造成刑法规范自相矛盾和法定刑适用悖论。科学的刑法立法表述应当遵守概念间外延关系的逻辑规则,正确使用概念的概括理论,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矛盾律和规范逻辑的基本规则。

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演变与协调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规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经历了数次立法过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立法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协调解决。

欺诈发行证券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完善——以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为背景

在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刑法对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进行了修改,主要表现在对“发行文件”作兜底处理、增加入罪“证券”种类并对犯罪名称进行调整、申明“责任主体”范围、增加阶梯式“法定刑标准”和调整“罚金刑”比例上限等方面。目前欺诈发行证券罪在保护法益、证券种类、“重大性”认定标准、犯罪停止形态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应通过将保护法益确定为“市场秩序”、将证券种类与前置法保持一致、设立“重大性”两步走检验标准、明确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界分等途径予以完善。

抽象危险型犯罪的立法缘由和界限

立法者之所以规定抽象危险型犯罪,乃是为了填补处罚力图和过失过程中出现的漏洞,以及为了解决刑事证明上遇到的困难。一方面,人们不宜笼统地否定抽象危险型犯罪,另一方面,立法者也不可以无限制地进行抽象危险型犯罪的立法。在制定抽象危险型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应当在遵守罪刑法定中的明确性原则的同时,考虑规定“积极的悔过”并避免规定累积型犯罪。在规定了客观处罚条件的抽象危险型犯罪上,可以要求作案人至少预见到客观处罚条件的出现;在具体个案中出现无危险的行为时,可以在必要的场合针对构成要件进行目的性的限缩,从而保证不违背罪责原则。

科技保护措施面纱下之刑法学思考

科技与网络的交会,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便捷,即复制行为的简易与普及;二是风险,即著作权人的利益变得岌岌可危。著作权人为了加强自身对作品的控制力,往往通过科学技术措施加密。但有加密即有解密,结果是,保护与规避之间成了噩梦般的轮回。摆荡在数位化与犯罪化之间,刑法上究竟作何回应?刑法上的犯罪类型与目录,又能否解决技术保护措施产生的问题?统筹兼顾,不要赌注于刑法,或许才是实现著作权法长远发展的方法。

陪审制的功能、机制与风险防范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上的增长,在陪审员的社会代表性和参加审判的实质性等"质"的方面,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要通过资格条件、遴选机制、法庭配比、表决规则方面的改革,扩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基础,提高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实质性,同时防范民众参与审判可能带来的风险。

空白刑法的规范诠释:在规范弹性与构成要件明确性之间

空白刑法存在较大的规范弹性,由于概括性的委任立法其具有难以避免性和合理性;空白刑法法律概念的相对性更为明显,应当在诠释时有别于传统刑法;部门法规范的易变性使得空白刑法容易出现偏离立法规范目标的情况,要避免行政权力的刑事实质化。与此同时,准确诠释空白刑法的构成要件明确性,必须进行刑法的独立规范判断,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倡双向对应的规范诠释路径,能够有效地实现规范弹性与构成要件明确性之间的平衡,实现概括的类型化转向具体的定型化。

冲突与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

2019年底北京市两级法院判决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揭示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冲突。从表象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检、法两家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主导权的争夺。其根源在于立法态度暧昧不明,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从宽”逻辑。立法者之所以不肯明确承认量刑协商,是因为看到了“协商”背后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在以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为建构原则的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协商”承载的是与之不相容的纠纷模式和同位模式的基本逻辑。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进一步本土化的问题。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管控冲突的烈度,重新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与功能,使之实现从“案件处理机制”到“案件查明机制”的转型;二是管控冲突的范围,为“协商”施加适用范围上的限制。

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鉴定制度和法定证据形式的完善

我国立法虽未明示,但却以多个具体法条确立了"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解决"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源自"术业专攻"。结合相关法律文本及制度实践可以发现,从证据法学视角言,当前我国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解决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主要路径为:协助取证人员勘验检查现场并取证、就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检验并给出鉴定意见、出庭就已有鉴定意见或专业问题给出意见、在法庭上操作并就技术问题加以说明。现阶段,我国亟需厘清鉴定、鉴定结果、鉴定意见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廓清有关鉴定制度的认识误区,赋予虽无法定鉴定资质但有专门知识者给出的专家意见等同于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地位。鉴定意见及专家意见,其本质属性均为意见性和专门知识性;其采纳和采信均只能由裁判者定夺,且其采信应格外被关注。

派生犯研究

我国刑法有 14个罪名在犯罪构成上与其他犯罪之间存在派生关系。本文试图用“派生犯”对这一刑法现象进行概括 ,并提出其具有法定性、派生性、事后性、故意性的共同特征。研究派生犯不仅有助于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完备化 ,而且有利于定罪量刑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走出劳动教养制度的困局:理念、制度与技术

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治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正逐渐向法治治理模式转型。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劳动教养所承载的功能与自身的性质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作为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直接决定了改革劳动教养的技术标准,即遵守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法官保留原则、程序公正原则。除此之外,劳动教养还有一个制度出路的问题——是归并入现有的刑事或者行政法律体系,还是独立存在。制度的独立存在,不仅能够弥补我国刑事和行政法律体系的结构性缺损,更可以凭借此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此举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之刑法学思考

放眼当下,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已经演变为经济适用房制度存在和发展的"业障"。原本的惠民德政在既定的轨道上逐渐偏航,而现存政策对骗购经适房行为的无能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乱象的恶化。事实上,要遏制和斩断贪婪的"黑手",要根除经适房的"病灶",刑法的启动就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必然。这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反是刑法保障人权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