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那些事儿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就像一颗流星,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划过灿烂的一笔。置身艰难时局,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依然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那些事儿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几经辗转迁徙，在云南昆明落脚，合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动摇教授们治学育人的坚强意志，他们在极其困难的非常时期，给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留下了厚重的精神财富与丰富的文化遗产。

宋代城市税制再议

宋代城市地税与农田税虽就税目性质而言有其一致性,但城市地价之远超乎农田,是专制国家必须为之做出相应制度调整的根本原因;城市中的市场地块由于其地价尤高,官府也就对其敷之以特别的税额。相比而言,屋税如同农田两税,在宋代城郭赋税体系中,居主体性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从城市征税赋役之所依据的税产,出现了一种从地产物业走向综合家业评估的趋势,并形成了清晰分辨"田亩""家业"与"营运"三类性质略异税产的概念。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

大同理想与世界主义

中国文化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同理想的创设、演绎与传承,无疑是世界主义观的中国版本;西方世界主义的发展演变,说明世界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西方世界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中国文化精英的最终诉求殊途同归。

辜鸿铭：近代抨击西方第一人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作为近代第一个系统批评西方的中国学人,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讲述中国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综观辜鸿铭的一生。

西方保守主义思想的传统观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西方主流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传统观。保守主义者把传统作为体现历史延续性的道德和政治观念,传统是既定的、古老的和弥足珍贵的,传统所蕴含的社会知识乃是前人的洞察力和经验,维护传统方能维护客观道德秩序的真理。保守主义理论更深层的含义是关注社会变迁,保守主义者赞同缓慢的和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全盘的变革。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异同

人生自古谁无死?没有人会在与死神搏斗中真正取胜。然而,苏格拉底和商鞅,却在生命最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什么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命运?在他们人生最后的生死抉择中,到底说明了什么?

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

以地方志为主的存世宋元文献中关于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记述,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格局,但绝大多数作乡—里编排。及至北宋中期,从前代承续而来的乡里制已被废弃,实际运行中的乡村基层组织逐步乡都化,所以文献记述与制度运作之间出现了落差。从唐入宋,乡村基层组织作为联户组织、以一定人户规模建构起来的唐代乡里体系,随着历史演变发生地域化与聚落化的制度蜕化,其中地域化是主要方向,结果是业已普遍蜕化成为地理名称的某乡某里等被地方志编纂者作为一种地域标识体系记载下来。入宋以后,帝制国家出于管理需要,重新组建的乡管、乡都等联户组织,则因其尚不够稳定,无法用以标识地域,在记述中被忽略了。这一由制度蜕化引发的议题,当属历史文本与史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研究的“建基”之作--评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以下简称为《创建》并径引页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是左玉河研究员继《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之后的又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研究的力作。全书56万余字，除绪论和结语外，共用十章内容分别从中国古代学术体制、现代学术研究主体、现代学术共同体、现代学术研究中心、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近代图书馆制度、现代学术讨论平台、现代学术成果交流、新式奖励评估体制、学术资助体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创建的历程。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国情，泛指一国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基本情况。“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因为对国情认识不清、不足甚至错误，致使革命受到挫折、损失，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中，才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主要是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至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引导了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

试论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

作为中古后期英王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王国大臣,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充满了矛盾的意涵。一方面,他反对专制的"惟有王家的统治",提倡"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主张法律和议会对君主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却主张君主在经济上开源节流,以巩固君权统治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重组"国王的会议"辅政,以制约议会的立法权。他的学说的主旨其实并不在于限制君主,而在于消除内战的动荡状态,重建君主制的稳定统治秩序。他仍然是一个正统的中世纪思想家。

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

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各类情报资讯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控御网络,其流向则反映着政治秩序的特定格局。作为信息、政令的主要承载物,官方文书的通进、处理方式,关系着帝国的日常统治、官僚体制的实际运作。本组笔谈以宋代为主要研究时段,对唐代情形间有涉及。作者观察的角度虽不尽相同,却共同关注与信息沟通及文书制度相关的运行"路径"与演进"过程"。目前的研究虽然尚属"点"状,但这种集体性的"再出发",开启着学界深入对话的可能。

唐代市制再议

中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唐中宗景龙元年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论者当做市场官设的关键论据,但史文未见唐代政府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各地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也多有发展,佐以其他论据,似可说明这一敕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官吏的数量,而非市场本身。此外如分行列市、市场定时启闭、时估、不得更造偏铺等关于市场监管的种种制度条文,或源自历史因革,或出于论者误读,并非一定说明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用意。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自由",但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

清代塞外围场的资源管理

围场作为皇家的禁苑、狩猎习武的领地,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不允许人口擅自集聚,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事行猎、围班制度,以此为主体,在非行围期又设置有相应的管理保护办法,且均围绕着对资源占有和利用而展开。围场的管理制度以皇帝的意旨和司法保护为主要的实现手段,按植物生长的习性和动物孳生的规律加以制定,并作为长久利用的办法,客观上对禁苑自然生态资源起到了保护作用。

略论死刑与人权

死刑的设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与人权的保护并不矛盾。国家为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制定了刑法,死刑是其中之一。死刑剥夺死囚的生命权,但是这种剥夺,是国家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是保障社会成员人权的需要。死刑的存废,与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密切相关,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安全状况的改善,死刑将被逐步废除。死刑的废除将经历一个"废除——恢复","恢复——废除"的反复的历史过程。但是只有国家消亡,死刑才有可能被彻底废除。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族属和年代再探

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发掘于上世纪80年代,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北朝时期,属于鲜卑遗存。本文通过该墓地与中外出土的匈奴墓葬考古资料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出土陶器与铜镜的对比研究,对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墓地年代和族属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该墓地应属于东汉时期匈奴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