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了一门现代科学。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萌芽到幼苗(1949年以前)、茁壮成长(1949—1977年)、学科确立与成熟(1978—2000年)、新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2001年至今),面向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论著为代表,各发展阶段都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体现出历史地理学“任务带学科”、文理交叉综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的研究特色。未来学科发展中,历史地理学将在学术新思维和GIS等新技术的引领下,发扬传统,关怀现实,不断推动前辈开拓的学术事业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理念溯源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民大学自创建以来一直秉承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既是继承发展传统教育观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创办高等教育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因时变通,将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引入高等教育与大学建设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之中,进而成功地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人类适应问题,是当前全球变化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在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特别是过去2000年时段)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本文将其归纳为3个方面:理论上,构建了基于粮食安全的气候影响传递过程分析框架;方法上,实现了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基于语义差异的历史社会经济序列定量重建;科学认识上,总结出"冷抑暖扬"而又福祸相依的宏观韵律。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

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做了全面回顾,分为总体进展、部门地理研究、断代地理研究、区域地理研究四个部分,既总结了学术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了不足。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故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困难与挑战并存,该领域的研究还将大有用武之地。

课程、专业设置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

教育与学术之间存在着互动关联,基于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体制中课程与专业设置的考察,可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有新的认识。建国初期,沿革地理被正名为历史地理之后,该学科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学术阵营"中分途发展。随着宏观教育政策和具体措施的调整,历史地理学在学术阵营中的地位经历了降格、升级与回潮,在共存局面被打破之后,激发出学论与官论之争。随后的学科专业自主设置,使得历史地理学处于"自说自话"的境况。而2010年以来学位目录和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又提供了潜在的发展契机。教育及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在专业设置上应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协调统一,为学术界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提供自主权,从而为历史地理学的不同发展路径提供充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空间。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作者倡导扭转从中原看边疆的思维取向,主张从边疆发现历史,并对游牧社会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极不稳定,其大起大落的关键原因在于牲畜繁衍与粮食作物生产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生产机制的差异导致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类型不同的时空观念乃至法律结构。作者还从空间入手开展思考,对中国历史疆域法律地位加以探讨,强调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阐明疆域的法律特性和法律地位。疆域法律地位的研究不同于边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的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准论"和"结果论"两种观点,只要厘清各自的操作概念和分歧点,就不会为此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18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与中国的世界观念

在18世纪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古老的中国未能藉助传教士这一特殊的媒介 ,开展东西文化交流 ,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未能利用马夏尔尼使团来华的契机 ,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 ,推动中外贸易的发展。当西方在了解东方 ,世界在走向中国之时 ,东方的文明古国却依然故我 ,既不屑于了解西方 ,也不愿意走向世界 ,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 ,并为此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 。

渐变与突变:中国历史上高层政区演变的分析

当今省区划小是学术界共识,而如何划小以及在多长时间之内划小则罕有人问津。本文从学术史回顾出发,立足于中国历史的上千年时段,逐一分析"郡""州""道""路""行省"五种高层政区划小的历程,得出高层政区划小以渐变为主的普遍性结论;又考察历史上高层政区突变的两个例证,认为反面教训十分深刻。历史上每一个高层政区的析置多有特定原因和背景,故而今后的划小省区改革只应渐变、不能突变,也不存在人为的改革时间表,省区划小将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范式困境与未来突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及西方理论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渐次展开。在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全球史范式的指导下,研究理路渐趋成熟,但不同范式下的研究均有侧重点与局限性。未来需要突破单一研究范式的指导,全面把握红十字会在广阔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同时,积极引介国际学术成果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全球化进程及跨文化语境下审视近代红十字会,对于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发展亦有着重要助益。

中立法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涉--以“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为线索

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与中立法运用向来备受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中立的困境“一部中立”与“不完全中立”有所忽视的表现。上述困境与列强在华势力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从而在日俄战争时期引发出一系列超越中立法发展阶段的法理矛盾。在“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中,中方不仅朝着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对既有中立法条文进行延伸解释,还注重获得各国支持,而且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了对东三省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权益,可见清政府的中立并非完全消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透露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运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实现“文明化”的努力,始终面临着列强在华势力这一根本性障碍。

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新疆历史书写的检讨

“剑桥中国史”系列是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经典书写,《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清史学界亦具有权威影响,其中“边疆”部分的撰稿人约瑟夫·弗莱彻更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许多论述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本文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新疆历史书写为考察对象,讨论该书在概念、观点和史实方面的错谬和误区,反思西方学界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确立我们对于清代新疆历史的正确认知。

是“象征性权威”,还是国家主权再构建?--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思考

傅礼初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西藏部分的论述中,沿袭伯戴克“保护关系论”的思路,提出了清朝在西藏仅拥有象征性权威的观点,并基于此观点对相关史事进行了片面化的解读。本文通过对书中观点和史事解读的分析,在吸取傅氏观点和缺憾的基础上,从历时性研究和制度史两方面对清朝的国家构建路径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圩田的起源、分布、分类、发展特点、修筑管理、作用评价等内容的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这些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的角度入手,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个案、地图与表格的方法;最后对圩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的反思。

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

在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观,而且也是一种边疆观。它影响着整个古代社会帝王对国家边陲的治理。可以说,“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中的核心思想。

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

最近一篇关于商战思潮的新论认为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重视的是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内的竞争 ,《辞海》中“商战”词条的解说违背了近代“商战”思潮的原意 ;而汪康年的《商战论》仅有商战之名而无商战之实 ,以此来为解说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尽管新异 ,但有失偏颇。本文拟就“商战”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 ,它的原意以及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主旨等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说明尽管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已经颇具特色、颇有体系 ,但是如果要理解“商战”思潮的本意 ,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以及整个商战思潮进行整体。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能忽视两个历史过程和三个重要特点,同时也要注意"新文化史"方法运用的意义及其限度。从情感取向、思想形态和实践运动相结合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这一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作者围绕这些思考,对中外学界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对戊戌妇女运动局限的历史审视

分析妇女运动的局限也应从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入手,同时结合具体的历史考察。戊戌妇女运动的局限是存在较严重的性别盲视;但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审视,其局限在当时无可避免,并主要起了积极作用,故又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中国民众意识与明清秘密教门的滋生和发展

本文从广泛存在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民众意识,探讨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在基层社会中如何巧妙结合并利用民众意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笔者在探讨中,侧重结合民众意识从关于信仰诉求、医疗诉求和自身社会地位诉求等几方面因素出发,勾勒出民众意识与民间教派结合互动的动态图景,从宏观层面探讨明清时期在朝廷严厉禁止和打压下,秘密教派与乡土社会的深刻联系,表现出"非常态"的秘密教门在基层社会常态化运转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