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

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做了全面回顾,分为总体进展、部门地理研究、断代地理研究、区域地理研究四个部分,既总结了学术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了不足。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故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困难与挑战并存,该领域的研究还将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了一门现代科学。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萌芽到幼苗(1949年以前)、茁壮成长(1949—1977年)、学科确立与成熟(1978—2000年)、新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2001年至今),面向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论著为代表,各发展阶段都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体现出历史地理学“任务带学科”、文理交叉综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的研究特色。未来学科发展中,历史地理学将在学术新思维和GIS等新技术的引领下,发扬传统,关怀现实,不断推动前辈开拓的学术事业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作者倡导扭转从中原看边疆的思维取向,主张从边疆发现历史,并对游牧社会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极不稳定,其大起大落的关键原因在于牲畜繁衍与粮食作物生产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生产机制的差异导致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类型不同的时空观念乃至法律结构。作者还从空间入手开展思考,对中国历史疆域法律地位加以探讨,强调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阐明疆域的法律特性和法律地位。疆域法律地位的研究不同于边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的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准论"和"结果论"两种观点,只要厘清各自的操作概念和分歧点,就不会为此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新修《清史》、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出现新修《清史》的动议,到清史工程的启动,其间历经了约半个世纪的曲折。在此期间,虽然这种动议一再受挫,但以戴逸教授为代表的清史学者始终不忘初心,一面努力开展清史研究、建设清史所等专门性研究机构,一面多方呼吁、倡议启动新修清史工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以及清史学科的深厚学术积累,清史工程终于得以启动,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范式困境与未来突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及西方理论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渐次展开。在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全球史范式的指导下,研究理路渐趋成熟,但不同范式下的研究均有侧重点与局限性。未来需要突破单一研究范式的指导,全面把握红十字会在广阔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同时,积极引介国际学术成果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全球化进程及跨文化语境下审视近代红十字会,对于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发展亦有着重要助益。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明清舟山群岛海防区划及主导因素研究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理念溯源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民大学自创建以来一直秉承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既是继承发展传统教育观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创办高等教育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因时变通,将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引入高等教育与大学建设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之中,进而成功地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人类适应问题,是当前全球变化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在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特别是过去2000年时段)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本文将其归纳为3个方面:理论上,构建了基于粮食安全的气候影响传递过程分析框架;方法上,实现了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基于语义差异的历史社会经济序列定量重建;科学认识上,总结出"冷抑暖扬"而又福祸相依的宏观韵律。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圩田的起源、分布、分类、发展特点、修筑管理、作用评价等内容的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这些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的角度入手,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个案、地图与表格的方法;最后对圩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的反思。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能忽视两个历史过程和三个重要特点,同时也要注意"新文化史"方法运用的意义及其限度。从情感取向、思想形态和实践运动相结合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这一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作者围绕这些思考,对中外学界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及有关专业研究机构的关注和重视。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将全国有关学者召请在一起,共同探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目前还很薄弱,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史料的理论分析以及史料分类、使用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的课题,故本刊特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少数民族史料》为题,精选出与会学者的四篇优秀文章发表,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及进一步的研究。

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概论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

课程、专业设置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

教育与学术之间存在着互动关联,基于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体制中课程与专业设置的考察,可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有新的认识。建国初期,沿革地理被正名为历史地理之后,该学科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学术阵营"中分途发展。随着宏观教育政策和具体措施的调整,历史地理学在学术阵营中的地位经历了降格、升级与回潮,在共存局面被打破之后,激发出学论与官论之争。随后的学科专业自主设置,使得历史地理学处于"自说自话"的境况。而2010年以来学位目录和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又提供了潜在的发展契机。教育及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在专业设置上应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协调统一,为学术界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提供自主权,从而为历史地理学的不同发展路径提供充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空间。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焦点与困境——以对中国民族学会的考察为中心

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阐释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何使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拥有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从而拉近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将其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是辛亥革命以来历届中央政府为之努力的重要政治目标,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更是成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亟须推进的重大问题。中国民族学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一个以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它所关注的问题及遭遇的困境均与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从另一个视角别开生面地具体呈现了全面抗战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历史样态及其时代特征。其对民族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在今天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18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与中国的世界观念

在18世纪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古老的中国未能藉助传教士这一特殊的媒介 ,开展东西文化交流 ,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未能利用马夏尔尼使团来华的契机 ,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 ,推动中外贸易的发展。当西方在了解东方 ,世界在走向中国之时 ,东方的文明古国却依然故我 ,既不屑于了解西方 ,也不愿意走向世界 ,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 ,并为此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 。

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国史研究中围绕“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等问题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特提出加以讨论和澄清。主张坚持“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 ,认为只有以之为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 ,方能彻底走出旧的误区 。

渐变与突变:中国历史上高层政区演变的分析

当今省区划小是学术界共识,而如何划小以及在多长时间之内划小则罕有人问津。本文从学术史回顾出发,立足于中国历史的上千年时段,逐一分析"郡""州""道""路""行省"五种高层政区划小的历程,得出高层政区划小以渐变为主的普遍性结论;又考察历史上高层政区突变的两个例证,认为反面教训十分深刻。历史上每一个高层政区的析置多有特定原因和背景,故而今后的划小省区改革只应渐变、不能突变,也不存在人为的改革时间表,省区划小将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