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立人”教育

现代教育在国学方面多有薄弱环节,但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对于传统国学教育的现代价值应有冷静的思考。我们有必要澄清传统国学教育的特质,总结历史上这种教育的得失成败。"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学教育传统的反思,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鲁迅曾经强调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是推进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应当坚持的原则。我们当今提倡的新国学教育无疑应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内容的继承,以利于塑造青少年的健康人格。国学传统中包含的可以与符合现代文明趋向的思想文化对接的积极因素,包括自由思想、民本理念、实学精神、环境意识。这些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发掘,科学评价,并充实入现代教育之中。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可以发现热切追求"富贵"的倾向。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的风格相一致的。"富贵"追求,成为人生进取的动力。而帝王控制的权力,主宰着臣民得"富贵"是否可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明的思想者对全民的"富贵"追求持冷静的态度。若干有关"富贵"的认识闪射着理智之光。逸民的言行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

由古今之道而天人之际——董仲舒天人之学的历史根源与王道政治构建

儒家之道源于历史,形成了以历史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问题的独特思路。董仲舒之"道"是一个可以行之万世而无流弊的绝对真理。他由历史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以《春秋》公羊学为出发点,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提升出王道政治的精义,诠释其王道观以及正、元、仁等核心价值观,试图重建王道理想。其王道政治有二重性:一方面君权神授,屈民伸君,树立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以民为本,屈君伸天,以天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的思想路径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项羽自刎于乌江,笔者认为项羽不死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本文从《史记》涉及项羽之死的所有叙述,以及项羽败退的路线来论证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死于乌江这个误解是从《史记正义》开始的,但还只是说项羽败退到乌江,并没有说他自刎。到元代金仁杰把项羽之死戏剧化了,于是纔有了项羽乌江自刎之说,一直以讹传讹到现在。本文从调查入手,又分析了古籍的讹误,作出了新的结论。

浩然之气不可及——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

范仲淹基于现实治理之立场,本乎儒家“诗教”之主旨,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因此,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他政治家品格和胸襟的从容展现。同时,范仲淹辗转各地为官,浏览了诸多大好湖山,诗人将对景物的欣赏和仕途挫折带来的情绪波折,都寄之诗歌,显示其生活审美情趣的丰富多彩。范仲淹为人刚直不阿,充满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贯注到到诗文创作中,形成其鲜明特色,但范仲淹日常待人却极其平易,其诗歌总体风格与之相似,皆以“平和温洽”见长。

朱熹对吕学的批评及吕祖谦学问观一瞥

朱熹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多为负面,为学之序上朱学与吕学分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吕祖谦治学注重读史,但以朱熹理学的"道理"标准衡量,史书叙述的无非是利益的争斗,是成王败寇的效果决定论,根本泯灭了理学所要高扬的"大原本上"的价值。然吕祖谦并非不关注经典,"兼看经史"正是吕祖谦自己的治学路径,并力求兼顾实用与义理的双重标准,看重六经的"用"的价值,反对义利、王霸的割裂,以为人的行动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南。

明人竹枝词中有关“巴盐”的信息

巴地盐业的早期开发历程,有大一统政体创建初期的资料可以说明。明代竹枝词中有关这一地区盐产与盐运的信息,则反映了在帝制时代的晚期,盐业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形式中的重要构成内容的若干具体形态。

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

千百年来,无数著名的地理书以及社会传闻,都说项羽从东城败退到全椒县的“九头（斗）山”,在这里与汉兵打了九仗,又败退到乌江自刎。本文经过实地调查,证明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他根本没有能到全椒县,全椒县也从来没有过“九头（斗）山”。1988年新修的《全椒县志》已取消了“九头（斗）山”之说,改正了历史上传闻之误。本文对七种古代的地理名著,作了层层分析,指出其谬误的原因,都是未经实地调查。

秦直道与公子扶苏被赐死的背后

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也是秦始皇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据说他“刚毅武勇，信人而奋士”，但由于在“焚书坑儒”等事件中与秦始皇政见多有不同，曾经“数直谏上”，便被秦始皇派遣为将军蒙恬驻守在北边的部队的监军。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秦始皇东巡途中至平原津而病，不久死于沙丘平台。中车府令赵高与左丞相李斯密谋，伪造立少子胡亥为太子的遗诏，并赐死扶苏、蒙恬。为人仁厚的扶苏接到“诏书”后便自杀了。胡亥、赵高、李斯闻讯大喜，到咸阳为秦始皇发丧，同时将胡亥立为二世皇帝。

唐太宗与“别宅妇”轶事

对于男人而言,美女是巨大的诱惑力量,作为拥有权力的人,在这方面有所逾越,往往被视为人之常情。但是,当魏征提出异议之后,李世民立刻改正。这是因为国家的信誉而放弃个人的意愿。这种事情,就是常人也难以办到,而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却能做到。

魏征进谏鲜为人知的缘由

魏征进谏,是贞观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亮丽的一道政治风景。唐太宗勇于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勇于进谏,共同开创了君主政治之下的政治开明局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丛书评介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上自伏羲、炎、黄、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下至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绵延了五千多年，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构成其要素的主要有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佛教、道教等几项，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绵延不绝、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这可能与独特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相关，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或曰核心价值观。由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丛书将 其归纳为：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概论分册用十二个章节对这些核心理念的产生、演变以及现实意义一一进行了阐述，由学习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全套丛书于2014年10月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分别论述12个理念，形成独立的12本小册子，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秦直道：通行秦皇汉武车队的大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戴．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巡北边．从上郡返回咸阳．这时派到海外的方士卢生带回来一本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因此．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匈奴。

《论语》的为政之道

本文梳理《论语》为政之道,指出"政者正也"是为政的核心理念;正己正人,德风德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民无信不立是为政的基本原则;德礼为主,政刑为辅是为政的总体构架;王道政治是为政的理想模式,天下大同是为政的最高理想。今天应该重视儒家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建德治、礼治、法治三元和合的治国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

本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两汉社会的“小男”“小女”

两汉未成年人中以"小男""小女"标志的身份,或主动或被动地初步参与了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小男""小女"身份包括"使男""使女"和"未使男""未使女"。"使"字,可以理解为具有了基本劳作能力。当时,"小男"较"小女"享受更高的社会待遇,值得我们注意。除了不少儿童因生计艰难被迫承担繁苦的劳作之外,有的儿童在暴力胁迫下作为人质体验生死劫难。"劫质"常常以未成年人为对象。"为人所略卖"的情形,则与"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的社会现象直接相关。王莽时代对"略卖人妻子"行为的指责与惩治,有保护妇女儿童的意义。

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过去完全被人忽略的藏传密教文献,将其与回鹘、西夏、蒙古文中的佛教文献相比较,则可重构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新发现材料表明,从高昌回鹘到西夏和蒙古时代,西域依然扮演着东西文明之熔炉这样一个角色,11—14世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一脉相承,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宗教信仰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汉传佛教,也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密教。

两汉谶纬简论

两汉思想学术界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谶纬之学风靡一时,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形成历时弥久的重要传统。谶纬是"经忏"与《河图》、《洛书》集成的复合型概念,汉代流行于世的"谶纬"共有85篇。谶纬对两汉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它规范着当时大多数儒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被一些人用来制造夺取政权或巩固统治的舆论,以论证君权神授天赋的天然合理性;二是学术上被儒生经师大量征引于自己的著述,以进一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当时的统治思想添加神秘和神圣的光环。尽管如此,汉代仍有一些学者对谶纬的性质与功用进行了理性的反思,这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乃是弥足珍贵的清醒意识。

“史识”与计算机“利器”

当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显著冲击着社会文化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可以说，信息革命已经影响了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境和生活方式，而社会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史学领域多数学人也普遍应用计算机技术检索史料、收集信息、整理思路、撰写论著。可以说，今天的史学，在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上都已进入以往学者难以想象的新境。清醒的历史学研究者面对这一情形，自然会思考史学方式的革新与史学传统的继承这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