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熹平三年中尚方铁剑考——兼论中国古代的灌钢工艺

汉代铁剑是中国古代铁剑发展的高峰。东汉熹平三年中尚方造错金铭文铁剑是中尚方造剑的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汉代铁剑中铭文最多的一件,对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科技史、工官制度、东汉晚期政治等皆有所助益。少府所掌工官系统实际分宫内省外、省中两类。两汉尚方职掌手工制作刀剑等皇帝专用器物,是省中工官的代表。中尚方剑用于佩服把玩,而非专杀大臣。题铭所见“五灌廿五辟”,可以代表冶金的工艺规格,主要反映既“灌”又“辟”的灌辟法。由此,中国古代灌钢工艺的出现,或可提前至东汉后期。此剑不仅体现中尚方的造剑工种与管理体制,而且由中常侍育阳侯曹节督造,又对汉末宦官势力的发展有所反映。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

县制起源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西周王畿“千里”,始封诸侯“方百里”,形成周室对诸侯的优势力量对比。周虽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实际呈现为王权主导下“公邑一私邑”复合制。东周以降,诸侯县制形成不同系统。楚县多属灭国的直接转化,内部变动较小,可称“国”、“都”。晋县不是卿大夫采邑,也不兼具公邑、封邑二重性质,实际是君主直辖公邑,晚期任官、司法与秦汉接近。秦商鞅变法全面推行县制,彻底实行公邑化,统一置令、丞、有秩吏,县制最终确立。中国古代分封制、郡县制不宜截然两分。县制形成与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动有关,核心是官僚组织的建立及运行。

走馬樓吴簡自首士賊帥簿復原研究——兼論賊帥、自首士身份與孫吴建國

走馬樓吴簡所見“自首士賊帥人名收米斛數簿”,是孫吴臨湘侯國記録黄武五年至嘉禾三年所領自首賊帥、自首士人名年紀和收取米數的簿書,實際彙編九個年份的分簿而成。簿册原已散亂,今利用揭剥圖、盆號、内容、格式、筆迹等多種考古學信息來整理復原。與吏民簿有别,簿書由縣廷直接製作並用於上呈,是孫吴初年縣級簿書的典型代表。“自首賊帥”“自首士”是向孫吴政權“自首”的地方民衆武裝首領及所統賊士。漢末三國,地方賊帥以華夏族爲多,部衆有逋逃阻山的華夏族或華夏化民衆,也有原居山陵溪谷的山越、蠻夷,並以前類爲重要。自首士、賊帥雖被專門統計,但實際分散居住在不同鄉、丘,耕種限田,繳納定額限米。孫吴限田耕種者多爲吏、卒、士及職役身份,與普通編户有别。限田是吏員、徭戍從事者、職業軍人、職役從事者耕種的官田,所納稱限米。自首士賊帥簿的復原與研究,不僅拓展了簡牘文書學的理論與實踐,而且可增進對孫吴建國與江東民間武裝關係的認識。

西汉“肩水县”设置辨正 --兼析《汉书·地理志》因何失载肩水都尉

有学者据居延汉简140.5释文中出现的“肩水守县尉”提出西汉时张掖郡辖有不载于《汉书·地理志》的肩水县。但过去对简140.5的释读存在问题,通过对汉简中字形的对比,“守县尉”当为“守城尉”之讹。其他相关材料亦存在误读,西汉实无“肩水县”建制。肩水都尉防区不存民政县,《汉书·地理志》的史源是民政上计记录,西汉都尉不领县治民,不单独民政上计,在《汉志》中附丽于所治县下记载。肩水都尉无所依附,故失载于《汉志》。

秦汉时期的校长、士吏与游徼——兼论刘邦“为泗上亭长”事

校长、士吏与游徼,是秦汉县下治安官吏的重要构成。秦及汉初,亭的长官不称亭长,也不称亭啬夫,多称校长。校长是有秩吏,署亭任职,不持亭印。县市亭负责人称亭啬夫,文书中省称“亭”,持亭印。二者并不相混。刘邦“为泗上亭长”,乃是《史记》用武帝时职官称谓予以比附,应为泗上亭校长。秦代“亭长”秩级高于汉代中期以后,刘邦禄秩高于萧、曹,同属“豪杰吏”,身份并不特别低微。士吏在早期各县普遍存在,以捕盗为主责,相较于校长主亭,士吏主鄣,受令可领导鄣亭警备力量,并在乡亭徼循,“远其县廷”。西汉武帝以降,军事色彩突出的士吏、发弩、髳长,已退出日常职官序列,各县不复常设;亭校长均称亭长,秩级降低,地位下降;加之县尉所属尉史改属县廷,县级武吏系统多有变动。与此同时,游徼作为外部吏,由县廷功曹署任,负责徼循。东汉在“部游徼”的基础上,复增“部贼捕掾”。后者受县廷所遣,因事派出,更有助于贯彻上级命令,凸显县令长的集权趋向。县下治安官吏的设置及调整,反映秦汉王朝由战时体制转向日常行政体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史学家的边政实践与边疆学认知

史学与边疆学关系密切。边疆事务是秦汉国政的重大主题。秦汉有影响的史学家多对边疆学建设有所贡献,而他们的边疆学理念往往与其边政实践有关。陆贾、贾谊是最早总结秦史的政论家兼史论家。陆贾使南越,贾谊任长沙王傅,都曾参与对“南边”“南藩”方向政事的处理。司马迁曾经以“郎中”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班固就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发表过成熟的意见,而且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史记》《汉书》有关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记述和分析,有司马迁、班固基于处理边政之实践形成的文化认知的背景。

庙祭和墓祀:吐谷浑祖先崇拜初探——敦煌藏文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新探之三

祖先崇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各族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强烈信仰,而且至今仍是影响广泛的一种社会信仰。囿于史料的原因,鲜有学者关注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是否存在祖先崇拜这一问题。文章从体现祖先崇拜的庙祭和墓祀这两个层面出发讨论吐谷浑祖先崇拜现象。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吐谷浑大事纪年》为主要材料,通过对该文献中■一词的梳理,讨论吐谷浑庙祭,认为将■可译为“举行祭祖大典”,或“时享大典”。据此可知,吐谷浑不仅存在祭祖活动,而且还存在孟月祭祖这样的礼仪制度,并以青海的吐谷浑王陵墓所存地面祭祀建筑为主,讨论吐谷浑墓祀现象。文章认为,庙祭和墓祀可谓祖先崇拜的一体两面,结合汉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推知,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存在祖先崇拜的社会信仰,并且延续至吐蕃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