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新出《妙法莲华经》梵文残片二叶

近年有一批新发现的出自和田的婆罗谜字体文书,部分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其中两叶可确定为《妙法莲华经》梵文写本残片,其与同样出自和田地区的早先所谓"喀什本"《法华经》在内容和字体方面都相当一致。本文对这两叶残片进行了转写及比定,并对相关梵文写本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中国经验--《敦煌吐蕃文献选辑》两种读后

此文对《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的学术价值作了综论,特就中国老一辈学者在敦煌藏学领域的持守精神和学术优长给予表彰,同时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和进展对这两卷书的特色和内容作了评述,进而对中国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提出些许思考。

北京大学杭爱满汉文合璧碑研究

清朝四川巡抚杭爱满汉文合璧碑是北京地区重要的满汉文碑刻,共有三块,原碑均保存于北京大学校园。本文在对三块碑文进行满汉文转写、录文、注释的基础上,结合清代官修文献,对杭爱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他在平定三藩战争中做出了较大贡献。

从西夏文“■·jow”说起——兼谈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

汉译佛教文本中“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借用一些动物来表现佛陀的庄严之姿,如鹿王、狮子、大象、鹅王等,但是在以藏文为底本翻译成西夏文的俄藏5130号《胜慧彼岸到要门教授现前解庄严论诠颂》中却用了“■·jow”来翻译汉译中的“鹅王”,而西夏文“■·jow”的意思是“乌(鸦),一种黑色的鸟”。因此本文主要从“■·jow”在西夏文本中的使用实例说起,结合考古、图像等多种资料追本溯源,探究西夏人民对于乌鸦形象的认知来源,得出主要源于三个汉地传统的结论,并进一步探究西夏翻译者将西夏文“■·jow”对译为汉文“鹅王”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敦煌吐蕃文书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新探——IOL TibJ 731号藏文写卷研究释例

敦煌藏文IOL Tib J 731号写卷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是《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整个故事内容的枢纽,不仅折射了吐蕃盟誓传统的初始形态,而且反映了苯教丧葬仪轨中有关生死的观念。文章重新转录和译释了"人马盟誓"段落,并将其与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作了文本沟通,另对其中的誓词和盟誓仪式作了语词和文化解析。

吐蕃盟歌的文学情味与政治意趣——敦煌P.T.1287号《吐蕃赞普传记》第5、8节探析

敦煌P.T.1287号《吐蕃赞普传记》第5、8节载有两组松赞干布时期的盟歌,是涉关吐蕃王朝前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综观以往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有学者对其内涵和功能作过细致的解说。本文对这两组盟歌作了重新翻译和分析,初步揭示了其文学情味与政治意趣的结构关系。

达瓦齐时期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考

清代准噶尔蒙古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大活动。清朝统治西藏后,严格限制准噶尔与西藏往来。清准关系改善后,准噶尔获得乾隆帝允准,三次遣使赴藏熬茶。此后,乾隆帝便不再允许准噶尔进藏。拉达克紧邻新疆和西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兴盛。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后,乾隆十八、十九年两次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试图交通西藏。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件满文档案为基础,结合清代其他档案文献,对此进行考察和梳理。

明代西番馆职司与史事述考

文章根据相关史籍中颇为有限的记载,特别是明清两代递刻的《四译馆则》关于明代北京四夷馆的纪事,对四夷馆所辖西番馆的职司与史事做了考察。并以西番馆的个案研究为样例,对明代四夷馆职能的内涵与外延作了界定。

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敦煌藏文写本数量巨大、内容浩繁，是“敦煌藏学”赖以成立的文本支撑。通过系统检视国内外的既有研究成果，本文择其要端予以条列和评述，冀为厘清这一领域的基本学理脉络和新近研究趋向，以为相关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廓清思路。

编人清朝八旗的扎噜特部蒙古族

清朝在入关（1644）前统一女真各部为满洲，将其编成满洲八旗。把内附的蒙古族也编成为八旗蒙古。同样，将居住辽东的汉族的一部分也照此编为八旗汉军。编入这些八旗的人，称旗人，构成清朝军事力量的基础，同时形成为清朝的统治阶层。

“古藏文文献在线丛刊”卷Ⅱ《古藏文碑铭》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东京出版的英文本《古藏文碑铭》的刊行情况和主要内容,并对未来古藏文碑铭文献研究提出了预见。

“发菜”考辨

发菜,学名发状念珠藻,是广泛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藻类,因其形状、颜色神似人的头发而得名。目前许多学术研究、商业宣传中把发菜与中国古籍中的"石发菜"混为一谈,进而认为我国的发菜食用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在唐宋时期就是贡品。实际上,这两者是同名异物,只是在形态上类似而已,两者生长环境南辕北辙。考诸文献,可以认为发菜第一次见诸于史籍记载应该是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之中。

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满蒙文档案资料,揭示了1705年西藏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措事件的历史真相,并指出了该事件在蒙藏关系史和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古藏文碑铭学的成就与前景--新刊《古藏文碑铭》录文评注

此文对日本新刊《古藏文碑铭》及其网络版的学术价值作了综论,尤其通过举例分析对此书中的拉丁录文提出几个层次的修正意见,进而对"古藏文碑铭学"的建立提出一些思考。

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

本文重点分析《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簿》所收清太宗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素班第三次往来文书,利用其他同时期档案资料和相关史书,论述了1638年至1640年扎萨克图汗与清朝的关系以及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形成的背景。文章认为,在清朝征服浪潮面前,素班第与宿敌卫拉特握手言和,准备联合卫拉特人,以求喀尔喀的安全。1638年清太宗以武力阻止素班第与明朝的贸易,是素班第与清朝公开对抗和同卫拉特联盟的直接原因。扎萨克图汗素班第是倡导和实施建立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最主要的领袖人物。该联盟大致在1639年底1640年初形成。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没有扎萨克图汗和清朝的对抗,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就不一定成立得那么迅速和顺利。

《金轮千辐》所载扎鲁特蒙古

本文探讨了答里麻的身世、他著《金轮千辐》的抄本以及该书的核心价值,同时还讨论了《金轮千辐》所记载扎鲁特部在喀尔喀五部历史上的地位,最后利用清代石刻资料和文献对《金轮千辐》所载扎鲁特蒙古内属八旗成员系谱进行了补充。

《吐蕃大事纪年》所见之“园”(tshal)

地名不仅是一种地理要素,更是时代的投射,其历史文化内涵是区域人文属性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还可勾勒出生态环境乃至经济形态的变迁过程。前辈学者利用《吐蕃大事纪年》及相关材料,在吐蕃地名研究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文章在此基础上根据拉萨河谷的地形特点和吐蕃社会形态,结合地名学知识,对吐蕃地名的自然地理通名进行分类,并以《吐蕃大事纪年》中经常出现的“园”(tshal)一词为例,辨析其含义与基本形态,在汇总园类地名的基础上,分析其空间分布与特征。最后,从人与自然、王室与地方、吐蕃与周边地区的角度揭示出“园”(tshal)类地名在吐蕃不同层级互动网络中的作用。

愛新國早期歷史記事的書寫與改寫——以天命初期對明關係爲中心

本文將以天命初期愛新國對明關係的歷史記事為中心,系統對勘《滿文原檔》《滿文老檔》《武皇帝實錄》滿漢文本、康熙重修本《高皇帝實錄》漢文稿本與定本、乾隆修訂本《高皇帝實錄》》滿蒙漢文本、《滿洲實録》滿蒙漢文本及《皇清開國方略》漢文本,考察其書寫、改寫及最終凝成的過程,並討論各史籍間的承繼關係及其史料學性質。

西夏语双数人称后缀补议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增加了西夏语第二人称双数后缀■的使用语料,并佐证了人称后缀在句中并非强制出现,以及西夏语中只有第一、二人称单、双、复数后缀,不存在第三人称的人称一致标记,这一点与大多数藏缅语言类似。

西夏语《持<金刚经>仪轨》初探

文章主要讨论新见西夏汉传佛教文献《持<金刚经>仪轨》,内容与西夏广为流传的梁傅大士《夹颂金刚经》的本子大致相同;文献现存部分为持诵《金刚经》前仪,包括偈颂以及真言的解释,部分内容和词汇显露出藏传佛教的影响,可视为西夏本土著作;文中所谓八金刚四菩萨的坛城在其他汉文材料中尚未发现,为该文献独特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