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鹦鹉型领导很难成为开拓者和创新者 为啄木鸟型领导提供制度性成长空间

鹦鹉型领导和啄木鸟型领导的优劣赫然分明。假装在改革、假装在执行、假装在调研,是鹦鹉型领导的核心特征;俯身实干、勇于创新是啄木鸟型领导的典型特征。善于口号模仿、做表面文章的鹦鹉型干部会虚化党的政策、损害党的形象。创新的时代需要啄木鸟型的领导者,啄木鸟型领导者的涌现有赖于制度供给。

中国官员晋升驱动结构的测度与评价

官员晋升理论是解释我国经济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确定驱动官员晋升的四个潜变量和11个测量变量;之后根据描述统计和信度检验建构官员晋升驱动结构的三个模型;最后根据527份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确定最优模型,并通过层次回归验证各变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官员晋升的驱动结构构成了"四驱模型",工作表现和道德素质为前驱动力,稳步推进官员晋升;关系网络和个人资历构成后驱动力,能够显著加快官员的晋升过程,但同时也对工作积极性、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会滋生员工的离职意向。

为啄木鸟型领导提供制度性成长空间

鹦鹉和啄木鸟我们都很熟悉,二者都拥有华丽的羽毛,并且都靠嘴生存。鹦鹉靠模仿各种声音赢得人类的喜爱,成为许多家庭的宠物,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啄木鸟靠抓树虫生存,有益环境,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没有达到被'宠'的程度。心理学研究用狮子、孔雀、考拉和猫头鹰来代表专断、交际、合作、审慎四类典型性格特征的人群。借此逻辑。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的效果一直遭到质疑,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和联邦主体最多的国家,它没有像中国那样实现地方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地方多样化发展的格局。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国家能力维护型联邦主义":在政治上承认宪法保障的地方分权事实,同时却寻求利用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实现对地方的权力控制。因此,俄罗斯的央地关系长期受到地方独立倾向的挑战并威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面临常规工具选择的困局:在联邦宪政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只能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力清单来规制地方政府;苏共的全面解体导致地方行政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地方精英手中;中央政府秉承的不干预为主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坐视刚性的联邦财税制度和混乱的"联邦—地方"协议体系完全破坏其财税杠杆工具。为了突破以上困局,俄罗斯中央政府基于其地方当局依赖能源产业的现实,选择能源治理作为非常规的央地关系治理工具,从国家能源重点资产的控制权着手,配合限制地方油气出口能力的高税负和管道配额歧视政策,以国家油气公司为主要平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规制,并通过法律巩固利用能源工具治理央地关系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