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一个总体框架——以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和实践为中心

民主国际话语权是西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破坏我国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锐利武器,其核心支撑是西方人建构并长期垄断的民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民主知识体系垄断、打赢民主国际话语权之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举措,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最终归宿和核心使命。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和实践是世界先进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中华文明是延绵不绝、底蕴深厚的世界先进文明,理应在此基础上打造世界先进的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民主实践和中华文明并融通人类优秀民主成果而形成的关于民主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包括概念体系、命题体系和判断体系等三个子体系,具备中国主体性、世界融通性、内涵科学性、强大实践性、古今贯通性等基本特征,应成为一套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坚实实践基础、深厚文化底蕴、严肃学理性和强大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人类民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民主实践提供智力支撑。

全球卫生外交:应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挑战

该文章探讨公共卫生与国际外交的交汇点,倡导采取协作方式应对跨国卫生外交挑战。文章强调各种行为主体,包括国家、非国家实体和国际组织,在塑造全球卫生政策中的作用,并强调将卫生目标纳入更广泛外交政策议程的重要性。通过案例研究和战略建议,文章强调了全球合作、跨学科协作和创新策略的必要性,以提高全球社会的健康安全、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国战略研究

战略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大国战略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大国关系主导世界政治格局,当今世界仍然是大国势力角逐的舞台,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大国关系和大国战略的研究。中国学界的大国战略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还有诸多不足,文章希望就改进中国的大国战略研究提出一点自己的设想。

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国际形象分析

国际形象是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努力建构自身和平、合作、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取得了很多成效;北京奥运会不仅是进一步展示这些国际形象的平台,而且为世人树立了开放、文明、团结的现代化中国的良好形象。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一种比较分析

概念是描述和认知世界的基本工具,也是理论建构的核心要素。基于描述新的国际关系事实以及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话语权的需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有五种基本路径,包括基于普遍国际关系事实和特殊国际关系事实的描述和理解的创新,重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借鉴与引入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概念,分析国际关系规律、行为模式和秩序理念。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为比较方法、类比方法和归纳方法的运用。概念创新需要遵循自身的理论逻辑和事实规律,规避相关的方法论操作问题,实现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事实的功能和中国国际关系概念的普世意义。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进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从研究议题看,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主要聚焦地区冲突,领土争端,联盟政治与伙伴关系,核安全、太空战略与网络安全,安全秩序等重要议题。在理论研究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方面都有大的提升。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过去十年研究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学者发展了一些安全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人才梯队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取得了进步。不过,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目前理论创新仍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难以满足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学科碎片化和产出泡沫化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需紧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重视对中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通过基础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

韩国新右派与尹锡悦政府关系

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韩国保守派势力时隔五年再次执政,韩国政坛和社会日益倾向保守化。尹锡悦政府保守主义色彩根植于韩国新右派的发展,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新右派在政治层面重视审议民主,经济层面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尹锡悦政府作为新右派势力代表,不仅意识形态上继承新右派理念,而且人事安排上也重用新右派核心人物,致力于形成思想统一的政策制定团队。外交政策上,尹锡悦政府着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所谓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尹锡悦政府的新右派色彩对地缘政治及中韩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施政效果也受到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实践与国际意义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绿水青山渐成金山银山,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建设初见成效。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合作,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支持生态治理南南合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得益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中国人民和政府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生态与现代化并进的中国方案,为全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实践:政党——人民关系视域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考察

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并以此推动对“体制外”经济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覆盖,体现出“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综合治理方案。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战略的创新,实现了从西方语境下“国家—社会”范式到中国语境下“政党—人民”范式的转型升级。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工作在本质上是党不断调整这些组织和群体的发展方向,使它们从根本上服务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团结各界社会团体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展现出政党整合人民的不同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深刻理解党与人民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团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包括:处理好党的领导与释放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明确党与团结对象共同的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政治社会整合的中国方案。这些经验也为新时代新征程协同构建对社会领域的大团结格局提供了现实启示:系统化开展团结工作,将团结工作与团结对象具体情况有机结合,及时将团结实践的积极成果公共化、学术化、法治化。从政党与人民互动的视角出发,不断赋予优良传统以新的生命力,有助于把握“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一体化治理方略,形成中华儿女大团结并共同致力于实现强国复兴目标的生动局面。

论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人民币:角色、机遇与挑战

当前,数字人民币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待深入研究的关键元素;同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和实践演进,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及相关机制的建设既迎来诸多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为宏观决策提供微观基础、提升货币政策效力及其与财政政策配合度、推动普惠金融提质增效、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等角色分别对应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中国式现代化对数字经济的要求、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以及服务贸易数字化浪潮等是数字人民币发展的重要机遇来源。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现代化和金融监管水平有限、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内平台化支付需求不足、国际竞争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等则对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工作形成挑战。基于此,中国应提升数字货币技术创新质量,探索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现代化基本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体制机制,同时密切关注对数字人民币发挥综合效应产生影响的条件因素并予以应对。

宗法制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中国的早期,在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地缘和血缘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法制。它使中国人的思维没有像西方人一样向外投注于自然物的研究,而是更多的关注于人类自身;使中国人具有了“尚古”、“注重经典和古典规范”的静态的保守型思维特点;使中国学术史倾向为崇尚经典和注重历史。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中国具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回避了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面功能,忽视了新兴大国主动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最佳实践,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长期以来,多层次、有步骤、凝特色的中国外交实践,诠释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国秉承“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模式与经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秉持增量改进原则,以亚投行为依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升级扩容、以全球数字治理为抓手进行模式创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1——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研究

20 0 1年 5月 1 9、2 0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时代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顾海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等众多专家学者 ,作了精彩的报告和讲演 。

印尼与海合会成员国外交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动因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印尼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之后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状态。2014年佐科·维多多就任印尼总统后改变了这一局面,印尼与海合会六国的战略关系在政治、贸易、投资、援助、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印尼强化同海合会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结果,立足于高度互补的经济产业结构与广阔的合作潜力。双方优先发展经济、安全、技术合作关系的方向同中国发展区域多边合作的战略和全球治理新理念相吻合,对涉华关系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展望未来,印尼与海合会国家在经贸、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不会受到印尼政府换届的影响,但海湾地区极端思想扩散、印尼海外劳工权益问题、海湾国家内部政治局势等因素也将对双方合作的深化形成一定制约。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睦邻信号传递的不对称视角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意图识别问题是困扰外交互动的重要难题,尤其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周边国家的安全焦虑会因实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而被进一步放大。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睦邻外交的重要方向,也是观察中国睦邻承诺的关键窗口。冷战结束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外交可以细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信任塑造阶段(1997—2002年)、实践“睦邻、安邻、富邻”原则的黄金阶段(2003—2012年)与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互惠阶段(2013年至今)。为了缓解实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压力,建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中国睦邻信号传递通过强化情感修辞、展示自我克制诚意和积累互惠合作善意三种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东南亚国家基于不对称认知,对中国采取多种信号识别策略,通过议价试探、制度约束和互惠交换等策略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周边外交的睦邻信号传递需要关注小国“需求”,在威慑与安全的平衡过程中提升承诺可信度。只有先关注小国需求,才能更好地分析大国承诺的可信度。作为睦邻承诺的信号发出者,中国需了解对方的关切与需求,有针对性地塑造和平可信的大国形象。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也需要坚决捍卫重大国家利益底线,由此形成强势与温和的两种形象。展望未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将受大国竞争与小国对冲政策影响,在阶段性波动中变得愈发复杂。

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双重叙事

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话语倾向于否定传统对现代中国的正面影响。然而考察社会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民本传统叙事和社会革命叙事都有着重要地位。民本的大同理想、平等主义、土地意识等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知。社会革命的话语经由进化论得到强化,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成为主流。从这一过程看,正是社会革命与民本传统的结合,使得社会革命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使得革命者的视角转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使得中国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时期仍然服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政治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培育创造了独特的土壤。

从官僚范式到干部范式:重新界定中国的治理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主体,其与韦伯式官僚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忽视。这主要源于学术界广泛采取的制度主义进路,以及改革开放后官僚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将中国干部当作官僚来进行研究的局限性,并从干部视角出发逐步构建起一种以中国干部为核心的新研究范式。这些努力揭示了中国干部区别于官僚的品质和行动逻辑,也启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干部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能动者类型所具有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个结合”的递进发展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两个结合”的方法,进而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可以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方法,以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在1949年前与1949年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一个结合”,后一阶段主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且两个阶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递进发展关系,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揭示这一规律,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当代内涵。

坚持正确方向 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访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

政治体制上存在严重弊端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重要因素,不能低估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同时,要积极探索,切实推进,以求实、创新的态度开创改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