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观念与制度：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不仅包括国家间的长期重复博弈、世界的相互依赖和大国充当准第三方实施者等利益机制,还包括路线图、协调和黏合剂等观念机制。因此,基于利益与观念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揭示国际制度自我实施的内在机理。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路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曾经盛行发展主义的乐观方程式即经济发展带来民主,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系统地分析了发达地区和拉美地区经济指标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比较政治研究的带头人阿尔蒙德则将发展主义研究范式化,提出了主宰美国比较政治学20年之久的结构—功能主义。亨廷顿的政治衰败说则给发展主义致命一击。但是,民主化的"第三波"使得发展主义复兴,但是新发展主义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理论了。

从效率性分权到公平性分权：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轨迹分析

本文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变化,发现看似繁杂的多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调整存在着较强的逻辑关系,即权力的调整是以发展战略为导向的,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权力的调整由效率性分权逐步转向了公平性分权。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之一将是基层民主的发展。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中俄科技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最大的邻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自1996年4月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等方面,都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协调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各要素协调运作的社会,必须有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协调发展制度、坚实的反腐制度、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来支撑。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一种基于国际制度理论的法理构建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产生于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法律体系,普通法理学关于法律一词的定义常不能用于国际法。国际法学者很少是法学理论家,而法理学家也很少熟悉国际法。对国际法学科而言,法理研究长期缺位。国际关系学是国际法学的基础,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视角加以考察,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国际规则,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制度,是将部分国际制度法律化的结果。这种法律属性是近代欧洲在摆脱中世纪宗教权威进入世俗社会后,通过引入罗马法的基本法律理念和技术,模仿国内法的应用体系,借用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优势以实现国家在无政府社会中对秩序需求的产物。国际法作为国际制度的特殊部分,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理论成果。国际法存在的实证法和自然法两大传统与国际制度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两大路径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法之理在法之外",国际制度研究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国际法的起源、形式、实施和变迁等法理问题。

《行政许可法》蕴含的现代行政理念

《行政许可法》反映了现代民主政治对行政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现代行政的民主、法治、程序、责任、服务等理念。行政许可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实现行政管理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目标。

正确理解“两个必然”理论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路--《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原理新解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理解这些经典的理论,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继续前进。

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执政实践

印共(马)在印度东部重镇西孟加拉邦三十多年的执政实践领导该邦走出了一条独具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农业和农村发展、地方工业化、社会和谐与稳定、民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执政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工业化进程正遭受阻力,印共(马)坚持改革取向与保持其多元支持基础之间具有相悖性,左翼阵线内部存在分歧,应对反左势力的挑战。

异质的正义体系：“基本善”与“可行能力”再比较--罗尔斯有效回应了阿玛蒂亚·森的批评吗？

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一书中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了三项批评,其实质是关于"基本善"和"可行能力"为核心的两种正义理论的争论。罗尔斯在《正义论》阶段提出的"基本善"概念是为"正义两原则"服务的,相比之下,森的"可行能力"更能说明现实社会。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罗尔斯为回应森的批评将"基本善"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解读。然而,其新理论仍然不能很好地处理"不能参加到社会合作体系"的问题。罗尔斯提出的"正义感"和"善观念"是两种道德能力,与森的"可行能力"是不可比较的两个概念,二者所代表的是完全异质的正义理论体系。如果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也许就能对正义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与合理的认识。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国内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中国减贫治理强调主权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运用,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立足国情、有效利用国际援助及对外援助的去意识形态化。中国开始将这些来自国内实践的有效经验合理整合到全球减贫议程中,促进相关治理机制改革及内容调整,进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贫困治理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理念和方法。

中国、IMF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社会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以中国为例,在应对1997年及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中国形成了"有管理的"而非"完全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并完善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中国实践的积极作用,开始反思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并在全球进行推广。双向社会化理论是解释中国与IMF互动的可能路径,通过对双向社会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认知转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以自身经验及治理理念更多地影响世界,对国际经济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文化与国际社会的扩展——英国学派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

在英国学派经典作家看来,历史上的国际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当今的国际社会源自15世纪欧洲基督教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的扩展。随着国际社会的扩展,其形成的文化基础也经历由共同文化向主导文化的变迁,这种认知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自负。但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文化基础不只是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的文化,它的形成更多的是不同文化模式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在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互动中所形成的共识,更接近于一种"稀薄"的文化形态。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献综述:原则、结构和问题

文献综述是对文献进行查找、阅读、分析,并对它们进行总结、归纳和评论的完整过程。本文对文献综述的性质与作用予以说明,并对查找、选择和阅读文献等撰写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介绍。明确文献综述的内容与要求、撰写原则和基本结构是决定撰写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潮起潮落自岿然——冷战后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扫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或分裂瓦解，或改旗易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事实上，从冷战后10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践来看，苏东剧变给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带来的冲击要比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小。

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

代议制民主思想的一些基本要素是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王权源于人民权力的转让,但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所有权和终极控制权;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关涉大家的事需得到大家的同意”应成为立法、建立政府及其他政治决策的基本原则;由各等级或社会团体选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能够行使共同体的政治权力,特别是立法权和征税权。本文从政治权力的来源、归属和行使等方面分析代议制民主思想的原初内涵及其在中世纪的起源与成长发育过程。

社会网络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动员

"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使其成为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它在兴起过程中成功的战略动员,集中体现了当代恐怖主义的"进化"与变形。首先,它通过开动"国家"机器,编织了一张可供战略动员的恐怖主义社会网络;其次,它通过配合使用媒体、人力与财政三大战略动员手段,汲取了充分的国际关注、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源;再次,它通过与"基地"组织的战略竞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扩张和向国际社会输出暴力的对外行为,力图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其治下的政治秩序。长远来看,"伊斯兰国"庞大的恐怖网络和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将使得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克服其战略动员造成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举措予以应对,以求有效化解这一组织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秩序不断加深的威胁和挑战。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否决点问题——以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为例

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因为相互冲突的多元化利益而导致的大量的有法不依和政策失效,其中煤炭安全生产管理尤为典型。中国的这种政策执行中的突出现象为"否决点"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和经验试验场,因为"否决点"主要是用来分析西方国家立法过程中否决性力量,但执法过程并无障碍。而如何进行煤炭安全生产管理,立法并不是问题,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制度性否决点和利益性否决点导致政策执行的困局。